没有社团流派的中国文学难以想象！带你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社团流派密不可分，然而“社团流派”这个概念内涵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是因为“社团”的组织形式和外部形态变化多样，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流派”的命名也带有较多主观性的成分。本书采用“现代作家群落”这个概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团流派研究中的叙述困境，而且有利于对1930年代文坛复杂的作家群落现象做出有效而合理的表述。绪论将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及研究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作家群落”的概念，阐述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概括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特征，论述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社团流派众多，并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文学史上的其他时代相比，现代文学史上的社团流派对于同一时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完全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社团流派密不可分，没有社团流派参与的中国现代文学进程是难以想象的。“大量社团和流派的涌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1]“从1917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间，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时期，其所以能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出一个历史新纪元，并取得自己的历史性成就和影响，应该说，是与三十多年来文学社团或流派的不断兴起、演化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连和影响的。”^[2]正是由于众多文学群体的参与，促使新文学不断向前发展，共同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

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回溯。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随着文学革命的兴起，各种新文学社团流派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潮社、浅草社、学衡派等热闹一时，标志着新文学理论探索与创作的发展与繁荣。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社团从1921年才开始出现，是年1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周作人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创作了大批现实主义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个也是1920年代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新文学社团。紧随文学研究会之后，1921年7月，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组织成立了创造社。创造社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创造社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3]，推崇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支生力军，特别是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作为最早成立的两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开始形成独立队伍的阶段。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全国各地的文学社团相继涌现并蓬勃发展。据《星海》辑录的数据，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止，文学社团已增至“不下一百馀”^[4]。这些文学社团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有上海的民众戏剧社、弥洒社、南国社、狂飙社（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杭州的湖畔诗社，长沙的湖光文学社，武昌的艺林社，天津的绿波社……当然，文学社团活动最为活跃的还是北京，这里不仅有鲁迅、周作人、孙伏园、钱玄同等组成的语丝社，还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组织的新月社，此外还有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前身的沉钟社，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这些文学社团活动的时间久暂不一，思想倾向也更是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诚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著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5]

到了1930年代，文坛上出现了更多关系松散的社团和创作上风格相近的流派，这些社团流派倡导各自的文学主张，互相之间时常展开激烈论争，文学群体表现得更为活跃。吴福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3章第28节中对这个阶段的文学社团流派也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个阶段主要的文学板块有四个：第一是左翼文学，第二是京派，第三为海派，第四是鸳鸯蝴蝶派。^[6]第一左翼文学，众所周知是左联作家群体的创作成果。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1930年3月2日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1930年代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鲁迅是左联的旗帜人物、该团体名义上的领导，但具体工作是由左联的党团领导。左联历届党团书记有：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丁玲和周扬。^[7]左联组织庞大，行政领导机构为常委会，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总务部等，这些机构又领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创作批评研究会等。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左联集中了大批思想左倾的革命作家，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自成立之后，左联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左联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在政治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1936年左联解散。第二京派，京派是1930年代一个关系比较松散的文学流派，由于其作者主要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所以定义为京派。对于“京派”这个概念历来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其中吴小如先生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其实所谓‘京派’，其内涵与外延都很含糊笼统，大抵指以北平为中心的作家群。从时间上看，似指大革命失败的一九二七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包括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8]京派文学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以“和谐”“节制”“恰当”的审美意识为基本原则，其创作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副刊》、《骆驼草》周刊等。京派这个作家群落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沈从文曾以极力称誉的语气描述过京派当时的盛景：“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气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9]这里揭示了当时京派的主要人员，除此之外，京派成员还有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废名、徐芳等；清华大学有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第三海派，主要指以施蛰存《现代》为中心而聚集起来的作家群体，包括现代诗派与新感觉派。其中现代诗派是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激荡下，自觉追求“纯诗”艺术美的一个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废名、林庚、陈江帆、南星、徐迟、番草、玲君、吴奔星、路易士等。新感觉派小说是20世纪我国第一个被引进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主要作家有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此外还有黑婴、禾金等。无论是现代诗派还是新感觉派，两者在文学理念、思想观点和审美倾向方面都比较接近，在创作方面吸收西方文学的启发和影响，有意识地模仿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在刊物发行方面努力适应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对于中国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作家群落。至于第四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市民通俗文学派别，创作相当杂乱，笔者对此接触不多，未敢置喙，因此本书未将其列入考察的范围。除了吴福辉先生所说的这四大主要文学板块之外，笔者认为当时还有新月社、论语派、南国社、社会剖析派等大大小小很多文学团体或流派。这些文学群体相对独立，有着相对固定的人员、相对一致的兴趣和审美倾向，群体内部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磨砺，共同构筑了1930年代的文坛，形成了这个阶段独特的作家群落现象。

1937年抗战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正常路径，整个1940年代文坛虽然不乏佳作，但整体上文学创作的衰退是不争的事实，这也相应地带来了文学社团流派的减少与萎靡。除了文协、七月派、九叶派等之外，比较像样的社团流派屈指可数。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成立于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出版《抗战文艺》，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这个社团集中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组织遍于全国各地。文协的成立使得作家、艺术家空前广泛地团结对敌，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对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七月派，七月派是40年代主要活动于国统区的文学流派，由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而得名。这个流派主要成员有阿垅、鲁藜、彭燕郊、方然、冀汸、曾卓、绿原、牛汉、鲁煤等。七月派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主的批判国民性的理性精神，表现“精神奴役创伤”，强调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能动性和主观战斗精神；在诗歌创作方面发掘和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抒发鲜明的主观战斗激情；诗歌艺术形式上倾向于散文化，对自由体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1940年代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派，因1981年出版的收录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九人作品的《九叶集》而得名。由于这个群体曾出版过刊物《中国新诗》，他们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九叶派主张“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合，既反对逃避现实的唯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企图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他们的一些作品表现诗人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讨，内涵深刻。在诗歌艺术上，他们坚决反对浪漫主义诗风，而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和“感受力的革命”，旨在使诗成为现实、象征和玄学的融汇。九叶诗派的创作探索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以上简单的回溯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坛上社团流派的纷呈复杂。这些社团流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意义重大，对于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史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种文学思潮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或多个社团流派的倡导和支撑，如文学研究会对于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贡献，创造社对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左联对于193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贡献，等等，所以无论哪一部文学史在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都无法忽视文学社团与流派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带有思潮叙述特征的文学史，更是将文学社团的贡献放在了首位。正是众多重要文学社团流派的倡导和持续不断的创作，才造就了各种文学思潮，推动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社团流派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成果之丰富、成绩之卓著，难以一一列举。概而言之，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个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研究、社团流派的期刊出版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方法论研究。

1.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个案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个案研究起步最早，成果最为丰硕，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从多角度对单个的社群进行了条分缕析，研究的重心往往放在时代、文化思潮、传统与外来文学因素等对于各个社团文风的影响方面。新青年社、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社团研究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相对集中地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论文与专著。此外，朱寿桐对于创造社的研究，许道明、杨义之于京派和海派，沈卫威之于学衡派，吕若涵之于论语派……这些研究史实与创作实际并重，内在脉络梳理清晰，分析评论中肯切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应看到，目前仍有很多的文学社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只在相关作家传记研究及社群的研究论文中涉及一些社群的资料。

2.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

施建伟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提出以流派的角度来研究流派，试图从流派史、流派批评、文学理论三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流派现象作综合性和系统性的考察。优点：注意到流派的发展变化，对心理分析小说、人生派、艺术派、新月派等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局限：缺乏系统性，某些观点囿于时代难以出新。

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下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代表了80年代社团流派研究的较高水平。这本书选取现代文学运动中有代表性的33个社团加以介绍和评价，研究范围广，基本把当时社团流派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一网打尽。在研究方法上以恢复历史原貌为标准，注意理清其内部的发展线索。由于是个人分别撰述，所以每一篇风格、侧重点不尽相同。

朱德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是以流派思潮为单位撰写的现代文学史，全书分为形态论、思潮论和规律论三大部分，结构规整，体系严密。不足在于某些概括显得似是而非，过于主观。

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宏观概括精到，微观分析细致，具有开拓意义，很多论述至今仍无出其右。遗憾的是，著作是专门的小说流派史介绍，对于其他体裁的文学社群未能涉及。

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把社团和流派并列而谈，试图从纵横两方面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作完整的史的综合研究，重在客观介绍和史料的挖掘，以史带论，追求完整，但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弊病：琐碎。

朱寿桐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尤其精彩之处在于前半部分，观点精辟，论述深刻。

由于研究成果甚多，在此只能选择这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作简单分析。一斑而窥全豹，每部专著俱有创新，但又带有自身的缺陷。总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往往贪大求全，力图对整个现代文学的社团流派做出全面的概括，目前还没有一本反映20年代、30年代或40年代社团流派的断代史。

3.社团流派的期刊出版研究

社团流派的期刊出版研究在90年代中期成为研究的热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福辉的《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马以鑫的《〈现代〉杂志与现代派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高恒文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的意义》（《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李欧梵的《探索“现代”——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实践》（《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吴方的《商务印书馆与近现代文化的变迁》（《上海文化》1994年第3期）、杨扬的《商务印书馆与二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等，这些研究使大家看到决定新文学运行方向和发展方式的不仅是政治、思想因素，它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等“中介因素”同样对文学进程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期刊出版研究不仅丰富了社团流派研究的内容，开辟了社团流派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社团流派研究的深入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方法论研究

“如果说意识形态条件的限制是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在意识形态限制条件得到解放和放宽之后，文学社团研究仍然原样徘徊，发展不尽如人意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们没有具体地、准确地和系统地总结、研究过社团研究的方法论。”^[10]1990年代以来到今天，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方面的新动向是方法论上的新探索，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文章和专著：

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强调“今天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要特别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以《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为例，他提出研究一份刊物或社团，不但看其成员写了什么作品，更要读他们的编辑方针、他们的宣言和章程，研究他们的同人圈子，从而观察社团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以及对现代文学进程产生的影响等。这种以解读期刊、社团文学策略来考察文学运行机制的方法开创了期刊、社团研究的新模式，为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杨义在《流派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中认为：“流派的形成，离不开社会、政治、文化对它的催生作用，对它的推动力和挤压力。在汲取和承受诸多外力的时候，流派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文学构成和文学过程，在其张扬个性和组合个性中不同程度地具备五个要素：风格要素、师友要素、交往行为要素、同人刊物和报纸专栏要素、社团要素。”此五要素更多涉及的是文学之外的社会因素。

杨洪承的专著《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文化研究》采用“文学社群”的视角，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重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整体性文学思潮的问题，这种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与创新意义。而杨洪承的另一篇文章《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研究论纲》则是从地域、政治经济、教育、审美心态四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进行了解析。

陈思和、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目前已经出版第一辑的七本和第二辑的部分，广受好评。书系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但过于注重社团的外在形态，忽视了社群的本质精神，所以把“栎社”这样的社团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大的流派却视而不见，总归有舍本逐末之嫌。

纵观以上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虽取得丰硕成果，但是总体上仍然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一是把文学社群进行了条块状的归类，简单分成几大社群，于是一部现代文学史成为几个社群流派的简单组合；二是研究者忽视了文学形态的丰富性，只注重主要的文学思潮的概括和静态的描述，把作家群落看成是社群的简单对峙。这种简单化的研究不仅不能客观反映出当时文学形态的多样性，更难以承担描述文学群体文化生态丰富性的重任。可喜之处在于，新世纪以来，很多社团流派研究已不再满足和拘泥于单纯的社群文本解读，而是注重社群内部的人事交往，探讨社群成员之间的关系，把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作为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这些研究确立了新世纪以来社团流派研究的新趋向，在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具有指导性的启发意义。

注释

[1] 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前言，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2] 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序，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3] 郭沫若：《编辑余谈》，载《创造季刊》，1922（1—2）。

[4]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茅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5]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茅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6] 参见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297~2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 参见曹清华：《中国左翼文学史稿1921—1936》，114~1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8] 转引自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序，3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9]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载《大公报》，1946-11-10。

[10] 朱寿桐：《论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方法》，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3）。

然而，我们现在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社团流派时，仍然发现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社团流派”这个概念的概括过于笼统而不够严密，对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缺少明确的界定。一般认为文学社团之所以为“社团”，是因为其往往具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宣言纲领、创作主张，以及相对固定的刊物和比较稳定的成员，我们通常把这类社团称为完整社团或理想社团。比如文研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等，尽管它们有的以某一种或几种刊物为聚散的核心，有的因师生同学关系而组合成团，有的以成员的乡土关系而聚集成社，但整体而言它们有宣言、有纲领、有机关刊物、有相对固定的成员，在文学追求上有着相对同一的审美追求，等等，因而具备了完整社团或理想社团的一般特征。然而现代文学史上并非所有的社团都是如此。事实上，文学社团的组织形式和外部形态变化多样，有的社团有成立宣言或纲领，有的则没有；有的有固定成员，有的则成员流动变化较大；有的组织严密，有的组织则关系松散；等等。社团的思想观念、成员的文化心态也往往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文学流派”的概念也存在这种问题。文学流派一般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在文学理论、社会文化立场和创作方面有着师承和相互影响，由于审美观点的相近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流派成员之间一般没有结社的行为，更很少能谈得上共同的宣言和纲领，只是在审美观点和创作风格上比较接近（互相之间有一些交流，创作上互相有一些影响），比如京派、新感觉派、现代诗派等。由于流派是后人总结命名的，所以这样的命名必然带有极强的主观性的成分，在阐释的时候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京派”这个概念就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再比如“社会剖析派”这个流派到底包括哪些成员？成员之间是否有一些交往？这些交往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存在着哪些变化？这些问题都还未得到透彻的研究。尽管严家炎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这个流派命名后，学界基本都认可了这个概念，使得“社会剖析派”的命名具有了合法性，但目前来看，其内涵仍然存在着进一步阐述的空间。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那就是社团流派一旦形成之后，并非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铁板一块”，而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既体现在社团流派的外部形态方面，比如社团流派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有的不断壮大，有的不断缩小直至消亡；成员方面也不断变化，可能一个作家今天加入这个社团，但明天又退出加入另外一个社团。此外这种变化还体现在社团流派的内部形态方面，比如社团流派的创作观念、成员的文化心态等往往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以上这些问题，原本是社团流派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社团流派研究通常只重视社团流派的静态分析，对动态变化的研究往往捉襟见肘。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社团流派”概念本身，由于概念自身概括性不强，才导致了文学社团流派动态研究的后继乏力。

尽管“社团流派”的概念一直都在使用，但对于这个概念的质疑其实由来已久，显然很多学者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努力地去解决，比如吴福辉先生的30年代文学的“板块说”、杨洪承先生的“现代社群”论、杨义先生流派的“五要素”论等就是这个方面努力的结果。^[1]此外，陈思和先生和丁帆先生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中提出的观点在所有的观点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解决社团流派研究困境的方法就是把“社团流派”分为“社团”和“流派”两个概念。在研究重点方面，社团研究重在人事，研究社团的兴衰聚散；流派研究重在创作，研究风格的流变。“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的活动。”^[2]这种观点无疑为我们社团流派的研究开拓了思路，辨明了方向。而且这个课题项目的研究在社团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的每个社团研究材料翔实，脉络清楚，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来开展对现代文学流派的研究？用社团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流派是否可行？丛书并没有给我们答案，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不过笔者认为以往在社团流派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往往把社团流派放在一起，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社团固然是作家集中活动的空间，有着复杂的人事的纠缠；而构成流派的群体虽然关系松散，其背后仍然存在一个有着互相影响的团体。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社团与流派并论其实有其合理的一面，关键还是研究角度的问题。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更为合适的概念来解决社团流派研究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借用“群落”这个概念，也许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难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团流派研究中的叙述困境。

“群落”（community），原本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指的是一定时间内居住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生物种群的集合，它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各个物种的种群，共同组成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生态学是德国动物学家、哲学家艾伦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中首先提出，书中作者勾画了反映动、植物演化关系的系统树，描述了生物同有机或无机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前半期，美国人类文化学者在研究北美印第安土著民族时发现了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为文化生态学开辟了道路。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海恩斯·斯图尔特（Julian Haynes Steward）出版专著《文化变迁的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试图证明不同文化发展的规律并概括文化发展中形成的各种混合文化的类型。他从生物学家那里借用生态学的术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倡导建立专门的“文化生态学”学科，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由此创建了文化生态学。从此以后，文化生态学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所重视，并逐渐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

“文化生态学”中的“文化群落”这个概念正是源自生态学中的“群落”。有学者认为，“所谓‘文化群落’是指，文化个体对超越其上的超越价值作向上的文化认同，在此个体性的文化认同中，个体自由发展，生成意义，以此达成个体之间以此超越价值为号召的相互认同，这种个体之间相互认同产生的集体形态就是文化群落”^[3]。笔者认为，简单地说，文化群落就是指在一起生存的不同层次的文化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的文化群体。文化群落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在特定的文化群落中具有特定的文化生态气候。在各个文化群落中，不同层次上的文化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而且它们的文化意义主要在于为其所处的文化群落进行服务。

每个民族的文化系统实际上是由许多小的文化生态群落构成的一个文化生态场。例如，一个民族文化系统往往由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家庭文化、心理文化、法律文化、道德文化、饮食文化等构成，每一方面都对整个场产生着全方位的作用，在这个场的任何一个部分发生一点变化都会波及整个场的所有部分，只不过与波动中心距离较近的部分受的振动大些，远的部分则小些。文化群落的划分有着不同的标准，比如从地域角度来分，中国文化可以分为齐鲁文化、江浙文化、燕赵文化、东北文化、藏文化等；这些文化群落各自又有许多更小的群落，如江苏文化又可分为淮扬文化、苏南文化、金陵文化、徐州汉文化等不同的小群落。比如从社会阶层上来划分，文化群落又有精英文化群落、大众文化群落之分。而中国古代《诗经》中的“风”“雅”“颂”可以分别看成是普通民众、知识阶层、统治阶层等不同文化群落的文化表现。西方也有类似的划分，比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为野蛮人（Barbarians，贵族阶级）、非利人士（Philistines，中产阶级）和群氓（Populace，平民）等三个文化群落，并分析了三个文化群落各自的文化观念与时尚。

作为“文化群落”的一个子系统，“作家群落”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特征的文学群体。文化是一个大生态环境，处于这个环境中的文学主体个人（作家）的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艺术审美倾向性等必然会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变化，文学主体个人会根据文化生态环境而调整自身，以适应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另外，文学主体个人（作家）之间由于心性气质的相近而产生某种认同，或者由于心性气质相反而产生排斥，无论是认同还是排斥，原本互相独立的文学主体个人之间产生了关联。互相认同的个人通过多种方式达成交流，最终形成作家群落。而被排斥的一方也有可能拉帮结派，同仇敌忾，形成另一个作家群落。所以“作家群落”真实反映作家聚合中的自然的（地缘、教育背景、职业等）生态，既表现出一定的文学或者社会政治的组织行为，形态方面发生着从产生到消亡的复杂变化，同时内部形态方面与这个群体成员之间的心理和精神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群体精神追求的一致性，由此在创作上形成文学风格的相近性，是一个立体性的“文学场域”。

尽管文化生态学在国内还是一个起步不久的年轻学科，但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文学流派和作家群落已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并且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方法论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文章谈到了中国古典诗歌流派研究中尤其需要采用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的群体和流派研究，只有遵循文学生态学的研究方法途径，研究才能深入。^[4]而对于具体的作家群落的研究则是从时间和地域两个角度展开的。从时间角度来看，比如《西晋作家群落对文学风格特色的影响》《论晚明女诗人群落分布与创作特征》《被遮蔽的文学图景——对1932—1945年东北地区作家群落的一种考察》《论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等，这些研究文章都是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探讨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作家群落。而《近代东北文化与满洲女作家群落》《17世纪苏州地区创作传播白话小说的文人群落》《关于“白洋淀诗歌群落”》《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及群落生态》等则是从空间地域角度探讨了作家群落。此外，周泉根、梁伟的专著《京派文学群落研究》更是明确提出文学群落是一种文学史的新视角，认为“如果用‘群落’这个概念代替‘流派’，既能解释这种尴尬和含混，也能消解这种尴尬和含混，且可更准确地揭示和解释京派文学的本来风貌和内在机理”^[5]。其中一些论点于我心有戚戚焉。

按照这些研究文章的理解，作家群落是某个特定时空状态的文学群体。《文学运作模式概论》一文认为构成文学群落的基本要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两个及以上人员参与；二是通过协议的方式；三是存在文学活动迹象……^[6]笔者认为这些只是构成文学群落的基本条件，如何来认定一个作家群落？综合以上的研究观点，笔者认为，构成作家群落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具有群落的凝聚中心。一般都有一个知名度、受关注度较高的知识权威存在，领导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群落其他成员的创作。二是具有某种协议。个体成员之间因为认同而产生关联性，达成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协议。个体成员之间一般互相支持、一致对外，在保留个性的基础上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彰显出群体的意识。三是具有互动的文学活动。作家群落成员之间是单纯的文学交往行为或活动，相互之间形成互动，包括互相影响的文学创作、互相间的鉴赏和批评、作品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符合以上三个要素的即是本书论述的作家群落。作为一个概念来说，作家群落最大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个丰富的知识文化谱系，融合了独特地域、教育背景、政治经济和出版传媒等多种因素，映射出复杂的人事交往和文化心态；其次，作家群落还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机体，涉及群体的形态的演变、文化心理的转变等多个方面。因此，作家群落概念的采用将摆脱传统文学社团流派观念与框架的束缚与羁绊，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中对文学社群做出客观真实的揭示。在作家群落的视野中，中国现代文坛正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家群落组成，这些作家群落形态各异，不断变化，互相争斗，形成了纷繁复杂的作家群落现象，由此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一幕幕绮丽的风景。

注释

[1] 参见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杨义：《流派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5）。

[2] 陈思和、丁帆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总序，4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3] 耿波：《文化群落与都市文化群落的危机》，载《中华读书报》，2006-04-12。

[4] 参见陈玉兰：《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载《文学评论》，2004（6）。

[5] 周泉根、梁伟：《京派文学群落研究》，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6] 参见王雪伟：《文学运作模式概论》，载《理论与创作》，2007（5）。

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社团林立、流派纷呈，作家群落纷繁复杂，形成特定时段的一种令人瞩目的作家群落现象。此处1930年代指的是通常意义文学史上所说的20世纪30年代，即从1928年至1937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文学发展的延续性，加上考虑到文学群落论述整体性的需要，本书中涉及极少部分内容的上限可能延伸至1926年前后。与1920年代和1940年代相比，这个阶段作家群落的活动十分频繁活跃，不仅作家群落外部形态方面呈现出解体、转型、重构等转换，而且在内部形态方面乃至群体的心态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作家群落现象决定了1930年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对此阶段文学理论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对象

对照上文中作家群落的三个基本要素，本书认为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群落主要有以下六个：

1.新月派作家群落

由于群体成员的复杂，加之这个群体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等多个领域，所有以往对于这个群体的概括比较混乱，《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把这个群体分为新月社、新月派和新月诗派三个条目来解释。^[1]在作家群落的视野中，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体，因此刘群把它定性为“一个松散的带有社交性质和情感因素的组织”“一个开放的组织”^[2]。

新月派作家群落始于1923年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的新月社，最初为北京一批政界、商界、学术界的人士为联络感情和培植势力，逐渐兴起的一种类似西方“沙龙”的聚餐会，成员有梁启超、徐申如、张嘉森（张君劢）、张嘉璈、林徽因等。1924年在松树胡同七号成立新月俱乐部，从事戏剧活动，闻一多、梁实秋、熊佛西、余上沅回国后先后加入。1925年10月，徐志摩应陈博生之邀主编《晨报副刊》，1926年4月1日创办栏目《诗镌》，共出版11期，与闻一多共同进行了新格律诗的探讨，集中了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朱湘、孙大雨、杨世恩、朱大枬等一批年轻的诗人。其后，于1926年6月17日—9月23日《晨报副刊》栏目《诗镌》改为《剧刊》，发表了徐志摩、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丁西林、梁实秋、熊佛西等人的文章，倡导“国剧运动”。1927年北洋政府面临崩溃，北平陷入混乱之中，新月社成员重新汇聚到上海。时年春，徐志摩、闻一多、胡适、余上沅、梁实秋、张禹九、邵洵美、潘光旦等在上海开办新月书店，主要出版新月社成员的作品。1928年3月，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另有胡适、梁实秋、邵洵美、潘光旦、余上沅、张禹九、叶公超、罗隆基、刘英士等参加。1931年1月，新月书店创办《诗刊》季刊，先后由徐志摩、邵洵美担任主编，主要诗人有徐志摩、邵洵美、陈梦家、方玮德、饶孟侃、方令孺、卞之琳、储安平等。《新月》月刊从第2卷第2号开始，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参加编辑，政治论文逐渐增多。第3卷第2号开始，罗隆基主编，政治论文逐渐占据多数。新月群落内部分歧愈发明显。1930年秋，闻一多离开上海，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逐渐放弃诗歌创作，疏远了新月群体，转向学术研究。1931年春，胡适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徐志摩也到北平任教。新月作家群落分化更为严重。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新月群体失去了“黏合剂”，由此走向衰败。1933年6月，《新月》月刊在叶公超独立苦苦支撑下出版了第43期后，最终停刊。1933年12月，新月书店关闭。新月文学群落由此画上了句号。

新月派作家群落人员构成复杂，主要是以胡适、徐志摩为中心聚集的有着欧美留学经历的作家。他们的政治主张、文艺观点、文学创作并不完全一致，主要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文艺批评，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坚持文学要受到理性的制约，倡导文学的健康与尊严，反对文学的阶级论和浪漫主义。二是新诗格律化的探索与创作。主要代表为闻一多、徐志摩，他们反对“五四”时期诗歌的情感泛滥和散文化倾向，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原则，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主张，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有效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情感散漫、过于散文化的弱点，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

2.京派作家群落

作为流派的“京派”的概念有很多的争议，在此不想赘述。本书所指的京派作家群落是指1920年代后期、1930年代以北平为中心结成的自由知识分子文人作家群体。这批自由知识分子文人作家群体主要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师生，其中有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有语丝社的作家，也有从新月社分化出来的部分人员，“京派作家群的出现是诸多流派、社团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和而不同、审美本位的自由主义为标准的重组”^[3]。

从历史生态的角度来说，京派作家群落的活动方式主要是沙龙、朗诵会、茶会或聚餐会等，其中活动地点主要是“太太的客厅”、“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苦雨斋骆驼同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聚餐会等。“太太的客厅”指的是位于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林徽因家的客厅。林徽因由于多年留学欧美，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1931年回到北平后，组织了每天下午的“茶会”，聚集了一大批北京文人学者参与聊天讨论，使“太太的客厅”成为一些精英名流名噪一时的风雅去处。“太太的客厅”的座上客大多是留学欧美的文人学者，主要有金岳霖、叶公超、沈从文、徐志摩、梁宗岱、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陶孟和、卞之琳、萧乾等人。这些参与者一边浅斟慢饮享用着“午茶”，一边高谈阔论，由此聚集了部分京派的成员。与之接近的还有与梁思成家毗邻而居的金岳霖家，每逢星期六，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周培源、陶孟和、陈岱荪、邓以蛰等人聚集到金岳霖家，由此形成星期六聚会。“读诗会”是京派文学群落的另外一种聚会方式，由朱光潜发起。1933年朱光潜回国在北大任教，租住在慈慧殿三号，京派文人经常聚会于此探讨文艺，“主题还是讨论诗的声韵节奏的问题，通过各种形式的‘读诗’实践来寻找建立现代新诗声韵节奏理论的途径”^[4]。“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靖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5]关于“太太的客厅”和“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这两个文学群落的具体活动，“在具体聚合形态上，师生因缘和文学沙龙是其鲜明特色所在。在讲坛上，京派的作家以知识传递的学院派方式近乎自觉地形成了一个观念相近的写作圈，而在圈子形成之后，他们又以读诗会和‘太太的客厅’两种形式不断丰富自我的存在”^[6]。李蕾在《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态考究——以沙龙为论述中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此不作赘言。京派文学群落还有一个以周作人为核心的苦雨斋文人群体，这个群体往往又被称为“骆驼同人”。骆驼同人的聚集始于1924年周作人和徐祖正拟办纯文艺杂志《骆驼》，早期骆驼同人多为朋友同事，经常聚会，周作人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24年6月18日，“五时至公园水榭，由骆驼社会宴，共25人，7时返”。1925年11月3日，“上午驼群同人来聚会共12人”。《骆驼》于1926年正式面世，但仅出版了一期。骆驼社解体后，周作人、张凤举、徐祖正诸人及朋友圈里的人仍戏称“驼群同人”，时有聚会。在此期间刘半农还写过《骆驼颂》一诗刊登在《语丝》118期上，诗云：“祝颂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气度，忍受一切人们的侮辱与诅咒；祝颂你永远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背上永远担负很重的担子。”1930年周作人又和徐祖正、废名等人在此基础上，创办了《骆驼草》，名义上废名和冯至任主编，实际由周作人策划指导。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至、梁遇春、徐玉诺、程鹤西等。这些撰稿者之间多为师友，私人关系尤为密切，通过尺牍、唱和、聚餐、听曲、喝茶等方式建立一种日常性的联系，这种师友雅集的形式更多表现出传统文人志趣相投、同声相求的意味，形式上也更接近于传统文人的聚会结社方式。此外，1933年9月沈从文、杨振声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大致每月一次以《大公报》名义，在北平来今雨轩和丰泽园等地举办茶话会和聚餐会，邀请一些在京的知名作家、学者共商“文艺副刊”事，开展文艺讨论和策划，同时带有约稿的性质，由此形成了较大范围的文人群体。参加的成员基本上是北平高校文科院系的教授，如胡适、周作人、闻一多、林徽因、凌叔华、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余上沅、郑振铎、杨振声、卞之琳、李健吾、梁实秋、冯至等，此外还有一些崭露头角的文艺青年，如孙大雨、吴组缃、刘白羽、师陀等。组成京派文学群落的这几个聚会团体，既相对独立，又时常交往，“他们聚集或分散在北平的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以院系、社团、机构为单位形成一个个亚群体，讨论文学，阅读诗歌，主要的关怀旨趣在于中国的纯文学事业的建设，并进一步通过公共媒介、公共空间的纽带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作者群体、编辑群体与阅读群体的灵活互动”^[7]。

京派作家群落虽人员众多，关系复杂，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与纯粹性，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具有超功利的文化自觉。二是坚持文学的审美本位主义，注重情趣与审美，追求人生艺术化。在文学创作中，京派作家群落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乡土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方面。其乡土小说往往以浓郁的乡土色彩为背景，表现质朴和谐的人性之常。而京派文学群落的文学批评则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视野开阔，客观公允，功力精深，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3.《现代》作家群落

《现代》作家群落是指以施蛰存《现代》杂志为中心的现代主义作家群落，主要包括以往文学史上所说的现代诗派和新感觉派。由于以往文学史注重体裁的分类，所以把这个文学群落人为地划分为一个诗歌派别（现代诗派）和一个小说派别（新感觉派），但是从文学群落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派别背后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创作群体，所以金理把这个文学群落概括成“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8]，表面看这样的命名很烦琐，其实正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把握这个文学群落整体特征的努力。

本书把这个文学群落定名为《现代》作家群落，主要是认为这个作家群落的一切活动与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关系密切，换言之，这个文学群落是建立在《现代》杂志的基础上的（当然，这个文学群落的其他刊物如《无轨列车》《新文艺》等也曾在群落的凝聚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最重要的、影响最大还是《现代》），依靠这个杂志而结成的一个具有交往密切的文学群体。具体而言，这个文学群落主要有这样几点特征：

首先，文学群落成员交往频繁，集中在施蛰存与《现代》周围。一般认为这个文学群落的核心成员为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等人。早在1922年，施蛰存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期间，就结识了当时浙江宗文中学的戴望舒、杜衡等人。在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兴趣的指引下，他们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团《兰社》，创办了旬刊《兰友》，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尝试。1925年戴望舒又结识了刘灿波（呐鸥），很快成为好友。1926年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创办了《璎珞》，组成了璎珞社，后刘呐鸥加入。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戴望舒、杜衡藏匿在施蛰存家中，筹办《文学工场》。1928年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开办“第一线书店”。1929年刘呐鸥开办“水沫书店”，施蛰存、戴望舒创办《新文艺》，又结识了穆时英。1932年，因为“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水沫社同人星散。1932年3月，施蛰存编辑主持《现代》，又写信邀请戴望舒选编新诗来稿，杜衡审阅杂文评论与部分小说。刘呐鸥也对《现代》的出版予以了很多的关心。群落成员由此聚集在《现代》周围，借助《现代》这个阵地来发表文章，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群落。

其次，《现代》作家群落表现出相近的文艺旨趣，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其中现代诗派是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激荡下，自觉追求“纯诗”艺术美的一个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戴望舒、金克木、卞之琳、施蛰存、徐迟、路易士、李金发、陈江帆、玲君、于赓虞、林庚等。从诗歌内容来说，“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独特形态：汇聚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爵士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9]。而“现代的情绪”则指的是这批生活在都市的诗人所产生的“感伤、抑郁、迷乱、哀怨、神经过敏、幻灭、虚无、纤细、柔弱”等。从艺术手法来看，现代诗派更多接受了法国象征诗“纯粹诗歌”观念和西方象征诗派理论的影响，注重对人内心深沉体验的挖掘，强调“意象的繁复”与“观念联络的奇特”，诗意朦胧甚至晦涩，正如施蛰存所说：“《现代》中的诗，大多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它们都是有相当完美的‘肌理’，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10]新感觉派是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主要成员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徐霞村、黑婴等。新感觉派小说大多取材于半殖民地上海大都市的病态生活，描写了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现代都市男女的堕落与荒淫的生活和寂寞空虚心态，尤其反映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由某种客观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变态心理。从艺术表现方面来说，他们主要吸取了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语言表达方法，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小说结构和人物塑造的方法，注重心理分析，刻意移植和实验现代派的“新兴”技巧，有意识地把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因此从文学群落的角度来看，《现代》作家群落的主体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现代诗派和新感觉派。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杨之华才在《文坛史料》评价现代社时说：“作为这一个文艺社团的干部人物，除施蛰存与杜衡之外，尚有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徐霞村、路易士、高明、林希隽等人，他们虽没有什么形式上的组织，但对于文艺的见解及旨趣，则大抵是共同的。”^[11]

4.左联作家群落

关于左联的性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不同表述，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种。一种把左联称为“组织”，是“党领导支持下的推动革命文学运动的作家组织”^[12]，“在党领导下为了克服宗派情绪、广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13]。一种把左联称为“文学与政治兼有的社团”，“成立于1930年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并不是一个纯文学流派。它是文学与政治兼有的社团”^[14]。还有一种说法是“群众性团体”，“左联是党与非党作家联合组织的群众性团体，但实质上还是一个‘没有掩护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15]。本书采用左联作家群落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活动在左联这个群体内的作家人际关系与交往活动，认为左联作家群落是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的文学群落，这样避免了概念的争论。

左联作家群落的成员构成相对复杂，据王宏志考证参加成立大会的有50余人，姚辛考证前后参加左联的盟员一共有400余人。^[16]参加左联的人员身份亦比较复杂，既有党员，又有普通工人、教师、学生等。^[17]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冯乃超、冯雪峰、钱杏邨、华汉（阳翰笙）、丁玲、郁达夫、应修人、洪灵菲、柔石、殷夫、胡也频、林伯修、洪深、白薇、郑伯奇、田汉、蒋光慈、沈端先（夏衍）、陶晶孙、彭家煌、王任叔、穆木天、胡风、孟超、戴平万、王一榴、沙汀、艾芜、张天翼、林淡秋、周文、葛琴、于伶、徐懋庸、李辉英、叶紫、舒群、周而复等。虽然萧军、萧红并未加入左联，但由于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密切关系，且创作方面深受左翼文学的影响，所以本书把“二萧”也归为左联作家群落成员。

按照茅盾的观点，一般认为以1931年11月为界左联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左联受“左倾”思想影响较重，号召左联成员上街游行、参加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办工人夜校，因而忽视了文学创作。后期左联更多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把精力更多放在文学创作方面，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这其中尤其以社会剖析派作家群落更具有代表性。社会剖析派作家群落是左联作家群落的子群落，它以茅盾为中心，包括沙汀、艾芜、吴组缃、叶紫等一批作家。这个群落的成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小说艺术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采取截取横断面的方法和客观化的叙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各个角度再现中国社会，剖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其代表作有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黄昏》、沙汀的《代理县长》《淘金记》、艾芜的《南行记》等，社会剖析派作家群落以鲜明的个性化创作特征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5年11月，受共产国际指示：解散左联及其他各左翼文化团体，另组文学界抗日统一战线新团体。1936年2月，左联正式解散，左联作家群落也不复存在。

5.论语派作家群落

1932年9月《论语》在上海创刊，论语派因此而得名。林语堂主编《论语》期间倡导幽默的智慧，1934年他又创办《人间世》《宇宙风》，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追求闲适的格调和自然的生活情趣。论语派作家群落指的是1930年代围绕《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以林语堂为理论指导和创作核心而形成的一个作家群落。

论语派作家群落是一个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文学群落，其成员组成较为复杂。第一种说法是根据1937年上海《逸经》文史半月刊第28期《瑶斋漫笔》中的《新旧八仙考》，大致勾勒了一幅“论语八仙”图：吕洞宾——林语堂、张果老——周作人、蓝采和——俞平伯、铁拐李——老舍、曹国舅——大华烈士、汉钟离——丰子恺、韩湘子——郁达夫、何仙姑——姚颖。^[18]其中周作人是林语堂在语丝社时的朋友，林语堂对其倍加推崇，周作人在《论语》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与论语派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被称为“论语八仙”之一，甚至被认为是论语派精神上的领袖。俞平伯亦为林语堂语丝社旧友，前期《论语》的主要撰稿人。老舍是《论语》《宇宙风》的重要作者，发表过大量文章。大华烈士（简又文）是《逸经》的主编，与林语堂的刊物与思想相呼应。丰子恺除了为论语派刊物撰稿外，还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创作了很多漫画。^[19]郁达夫则一度担任《论语》的编辑（第85~105期），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发表了很多文章，据此陈学勇在《老舍、郁达夫与论语派》中就认为两者毫无疑问是论语圈中人。而姚颖是《论语》培养出来的一个有影响的作家^[20]，自第6期发表“南京通信”《居然中委出恩科》起，姚颖很快成为《论语》主要作者，前后在《论语》发表了41篇“京话”。林语堂十分欣赏姚颖，在为姚颖散文杂文集《京话》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其创作“涉笔成趣，散淡自然，犹如岭上烟霞。谓其有意，则云本无心；谓其无意，又何其燕婉多姿耶！”^[21]除了大华烈士和姚颖外，《论语》还培养了很多新的年轻作家，如徐訏、何容、老向等，他们在创作风格上擅长幽默文字，成为《论语》的重要支柱，是论语作家群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种说法是杨之华主编的《文坛史料》：“参加这个集团（论语社，编者按）的文士，大部分为前语丝社同人。”^[22]的确如此，《论语》第一期创刊号上列了一份24个“长期撰稿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原来语丝社的章衣萍、刘半农、俞平伯、章川岛、孙伏园、孙福熙等人。虽然这些作家可以算是论语派作家群落的成员，但真正这份名单中“动手者寥寥无几”^[23]。第三种说法是1933年11月林语堂在《与陶亢德书》中所说：“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初’者，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论语向来所刊外稿多而社稿少，论语早已公之天下矣。论语之成功，即国人共同之成功也。”^[24]认为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为发起人。因此从这三种说法来看，论语派作家群落的主要成员大致就是这些。

《论语》1932年创刊，1949年停刊，主编先后有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邵洵美、林达祖、李青崖、明耀五等；《宇宙风》1935年创刊，1947年终刊；《西风》1936年创刊，1949年终刊。因此论语派作家群落存在的时间一直延续到1949年，本书主要关注的重点是1930年代的论语派作家群落，1937年以后论语派作家群落的活动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6.开明派作家群落

开明派作家群落是1930年代以开明书店为中心聚集而形成的一个编辑作家群落。由于这个文学群落与白马湖作家群落关系密切，所以在《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一书中作者直接把它作为白马湖作家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25]，而有的地方则称之为“开明书店派”^[26]。本书认为从文学群落的发展角度来看，开明派作家群落是白马湖作家群落和立达学园作家群落的发展与延续。1925年秋，一批原来是白马湖作家群落成员的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在匡互生的带领下离开浙江春晖中学，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成立了立达学会，其后随着叶圣陶、陈望道、赵景深、章克标等人的加入，队伍不断壮大。1926年8月在立达学会同人的支持下，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立达学会同人纷纷加入开明书店。在叶圣陶加入开明书店后，其很多朋友和同事如王伯祥、金仲华、郭绍虞、周予同先后投奔到开明书店，由此形成开明派作家群落。

虽然开明派作家群落没有统一的组织与同盟，但“他们在无形里，曾形成了个共同的倾向，一个向前努力的共同目的”^[27]。叶圣陶也曾回忆说：“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这所谓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在主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在党派方面的同志。只是我们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是这么样的同志。这些同志都能够读些书，写些文字，又懂得些校对印刷等技术方面的事，于是相约开起书店来，于是开明书店成立了。”^[28]开明派作家群落是一个编辑群体与作家群体的结合体，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他们创作了很多作品，并且有的结集出版。其中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叶圣陶的《倪焕之》《稻草人》《古代英雄石像》、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名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7.其他说明

1930年代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流派未列入本书论述范围。

（1）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初叶的上海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因写才子佳人成双成对有如鸳鸯蝴蝶而得名，一直延续到1949年。这个流派创作内容驳杂，有言情、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类别。作家众多，其中代表作家有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等。鸳鸯蝴蝶派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作家群落，1920年代他们成立了星社与青社，来广集同志，联络情谊，扩大自身影响，显示了区别于新文学界的自身存在。^[29]但是由于这个作家群落文学观念陈旧，追求文学的趣味性与休闲娱乐功能，由此被视为旧文学的代表而遭到新文学界的指责与批判。尽管新时期以来，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以范伯群先生为首的通俗文学研究群体的共同努力下，鸳鸯蝴蝶派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鸳鸯蝴蝶派批判的思维定式，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然而鸳鸯蝴蝶派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仍存在较多争议，所以本书未将其列入论述范围。

（2）民族主义文学群落。

民族主义文学群落是1930年代出现的一个打着“三民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旗帜发动文学运动、进行文学创作的右翼作家群落，这个群落在理论上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强调“武器的文学”功能，反对左翼文学的阶级意识。在创作方面上表现御外的民族主义思想，以积极反映中国民众、义勇军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为重要内容，并且出现了一批思想上比较健康和进步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民族主义文学群落有很多子群落，如影响较大的潘公展、朱应鹏、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范争波等组成的前锋社（六一社），王平陵、钟天心、左恭等人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文艺社，潘孑农、曹剑萍、赵光涛在南京组织的开展文艺社，冯白桦、陈大慈在杭州成立的黄钟文学社，刘百川在江西主办的《汗血》杂志，何勇仁主编的《民族文艺月刊》，等等。虽然民族主义文学群落的子群落众多，但其内部组织涣散，成员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由于国民党官方色彩和成员身份连带的党派性，民族主义文学群落自产生即遭到左翼文学的严厉抨击，文学史上亦将之作为批判的对象。其重视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真正在创作上除了王平陵、李赞华等人外，其余的乏善可陈。此外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相关的研究资料亦不够充分，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本书也未将其列入论述范围。

（3）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形成的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从艺术表现上看，这些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反映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尽管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但是“他们并不是自觉联合起来的，没有统一的艺术准则和创作纲领可供遵循，相互间缺乏紧密的组织联系，缺少在思想、艺术方面的彼此切磋和共同追求，也没有公认的代表性作家的创作或理论作为群体的艺术楷模与美学规范……”^[30]更主要的是从构成作家群落的三个基本要素来看，东北作家群成员之间缺少某种协议和群体的意识，同时也很少参与集体的文学活动，缺少互动的文学交往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其不能算是一个作家群落，本书未将其列入论述的范围。

二、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内容

把握一段历史进程，学术研究不外乎在两个方向上用力：一是还原，一是阐释。本选题在研究目标上兼顾两者：一是首先从文献史料出发，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1930年代期间作家群落生态的消长起伏作如实的描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探讨1930年代间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现象的生成原因，分析这种群落现象内在和外在的具体表现，立体展现还原此阶段作家群落的生存面貌。二是把作家群落现象放置在文化背景下进行观照，力图对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作家心态特征进行学理性的阐释。在此基础上，从作家群落现象这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探讨作家群落对1930年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带来的深远影响，寻求1930年代文学的多元共生形态形成的深刻原因。鉴于此，本书主要思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在以往研究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作家群落现象”概念，并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结合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社群发展的特点，阐释“作家群落现象”这个概念的意义。

第一部分：历史传统与时代语境的韵动。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因袭了古代诗文结社的传统，同时又是浓郁政治氛围的产物，此外还和1930年代现代出版业的繁荣昌盛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部分主要从传统文化因素、时代政治因素、现代出版业等三方面分析1930年代现代作家群落的生成文化语境。

第二部分：文学话语背后的动态流变。在话语博弈、生存竞争的压迫下，1930年代作家群落时刻发生着动态的流变，呈现出解体、转型、重构、交叉、对峙等多种外部形态。解体主要表现为老的文学群落的消亡，成员星散。转型指作家群落在保持原有群落名称、基本框架或文学精神的基础上，人员、组织方式、文学观念创作、群落整体形态上发生了变化。重构则指的是原有的作家群落衰落了，其主要成员延续倡导原有的文学主张，重新组合或建立新的文学群落。如果从作家群落之间的外部形态来看，交叉和对峙是不同群落之间最为常见的形态。

第三部分：自觉的群体意识与群落凝聚。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落内部表现出自觉的群体意识，他们在一致对外，努力维护群体面貌的同时，对内同样也采取多种方法与措施，来保持和维护群落的整体性。首先往往依靠并围绕知识权威，各自组织群落。其次创办刊物，建立自己的话语阵地。再次通过书评和评奖等方式对群体成员的创作大肆宣传，大加褒奖赞誉，壮大群落的声势。此外他们还党同伐异，打击排斥异己，维护自己群落的利益，加强自身群落的凝聚力。

第四部分：丰富、错杂、多变的文化心态。1930年代现代作家群落的文化心态和外在的形态一样变化万千，非常复杂。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态势丰富多样，每一个作家群落都有着自身独特鲜明的文化心态，个性鲜明，清晰可辨。其中以左联的激进文化心态、新月绅士文化心态和京派超然文化心态这三种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二是文化心态复杂悖立，很多群落的心态充满了尴尬与矛盾。三是文化心态因时而异，发展变化，某些文学群落在与其他群落的对峙中有意或者无意调整自身的文化心态，或者随着成员的变换而接受其他群落的文学观念，文化心态上呈现出开放性、动态性的特征。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文化心态对群落的运作以及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群落文化心态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层面，探讨了现代作家群体精神和心灵的特殊演变轨迹，反映出作家群落的内在发展轨迹。

第五部分：多元化理论与众异文本视阈。1930年代文学理论成熟，创作多样，作品丰富，这主要得益于作家群落的努力，可以说1930年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是在作家群落的背景下完成的，如果离开了作家群落，一切创作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作家群落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1930年代文学的繁荣。1930年代作家群落对于文学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多元化的理论建构，二是作家群落坚守各自的创作视阈，不同群落形成了多样化的文本。

书后“附录”现代文学社群视角观照下的九叶诗派，是针对当下九叶诗派是否存在的争议而作。笔者认为，从现代文学社群的视角来阐述九叶诗派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也只有从作家群落角度来解读九叶诗派，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宽阔的文化视野，并在此背景中真正理清这个流派的深厚内涵和发展脉络，最终对有关九叶诗派的质疑做出有效的回答，这一实践本身，同时也为“作家群落”观点的提出增添了有力的佐证。

如果要说明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笔者的基本思路是：绪论提出问题，阐述研究的价值。第一部分背景分析，从1930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出发探寻作家群落形成的原因。第二部分分析了作家群落的外部形态。第三部分则由外及内，探讨作家群落的内部凝聚。第四部分由前面的客观描述过渡到主体心态的分析。最后一部分论述作家群落对于理论与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

注释

[1] 参见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508~51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2] 刘群：《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43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

[3] 周泉根、梁伟：《京派文学群落研究》，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4]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7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 沈从文：《谈朗诵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24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 李蕾：《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态考究——以沙龙为论述中心》，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4）。

[7]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3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 金理：《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9]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载《现代》，1933（4—1）。

[10]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载《现代》，1933（4—1）。

[11] 杨之华编：《文坛史料》，393页，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

[12] 王瑶：《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24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3]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4]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29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见《左联回忆录》，39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6] 参见姚辛：《左联史》，415页，上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17] 参见汪纪明：《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其中对部分左联成员的身份进行了考证。

[18] 参见五知：《瑶斋漫笔·新旧八仙考》，载《逸经》，1937（28）。

[19] 对此亦有不同的观点，参见徐型：《貌合神离：丰子恺与“论语派”》，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20] 关于姚颖的身份与性别问题目前仍是疑问：陈学勇认为姚颖是女作家（《论语派女杂文家姚颖》，载《书屋》1997年第6期）。杨剑龙认为姚颖是王漱芳，男，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出版）。陈子善则认为姚颖是王漱芳的夫人（《林语堂说姚颖》，载《文汇报》2013年4月27日）。

[21] 林语堂：《京话·序》，见姚颖：《京话》，1页，上海，人间书屋，1936。

[22] 杨之华：《论语社》，见《文坛史料》，399页，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

[23] 鲁迅：《“论语一年”》，载《论语》，1933（25）。

[24] 林语堂：《与陶亢德书》，载《论语》，1933（28）。

[25] 参见陈星、朱晓江：《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26]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2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7] 郑振铎：《绅士与流氓》，载《文学评论》，1934（1）。

[28] 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周年》，见《叶圣陶集》，第6卷，22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29] 参见胡安定：《鸳鸯蝴蝶如何成“派”——论鸳鸯蝴蝶派群体意识的形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2）。

[30] 王培元：《论东北作家群》，载《学术月刊》，1991（5）。

如仅仅从时间的纵向角度和空间的横向角度的分类归纳来考察这个阶段的社群流派，企图达到对这个阶段作家群落的整体认识和把握，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作为一种现象研究，不仅本质上需要了解群落的特征，而且更需要通过与其他阶段作家群落的比较分析，才能真正贴近研究对象，从而得出这个阶段群落现象的特点。

一、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主要特征

笔者认为，与1920年代和1940年代相比较，1930年代的现代作家群落现象主要有三个特征：

1.群落形态的多样性

1920年代群落形态相对稳定，这种稳定首先是建立在成员关系稳定的基础上，由于地域和教育背景的限制、群落交往空间的狭窄，师友或同学在共同兴趣的驱使下聚集结社，成员之间交往频繁，情投意合，关系往往比较融洽。比如《新青年》团体的成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鲁迅等人基本上都来自北大文科，“新青年社团的核心社员也由陈独秀引荐全部进入了北京大学文科，从思想主张的相同，到社员的基本集结，围绕《新青年》形成了一个社团”^[1]。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人都是留日学生，异国他乡的经历使他们往往忽略了各不相同的个性，求同存异，结下深厚的友谊。新月派成员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则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其次，这种稳定是建立在社团章程的基础上，每个社团往往有类似于契约的结社章程，规定了加入社团的条件和应尽的义务。比如文学研究会有《文学研究会简章》，规定加入者须“有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2]。创造社有《创造社社章》，考虑周全，规定细致，包括社员、组织、职务、会务、任期、纪律、经费和权利等八项内容。^[3]这种群落的相对稳定带来了1920年代群落形态的单一性。

1930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家群落的稳定性逐渐被打破，群落也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多元化。1930年代是一个多头政治尖锐对立的时代，出现了多种政治倾向性和政治阶层，使得每个作家群落成为某种政治思想或倾向的载体，作家群落往往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第二，作家群落成员的改变。每个作家群落的成员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员有进有出，处于流动之中。比如说左联成立之后不断吸收新鲜的血液，补充了很多革命青年的加入，但同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有很多人退出了左联（如左联五烈士的牺牲，郁达夫、蒋光慈、叶灵凤等被左联开除），人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第三，群落聚散方式的变化。由于知识分子活动空间的扩大，互相交往的机会增多，聚散也面临着更多更自由的选择。在同人性质刊物的作家群落纷纷解体的情况下，顺应各类消费阶层的需求成为创办刊物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每个作家选择与自己作品个性相近的出版物作为自己依附的对象，围绕不同刊物而形成不同的作家群落。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作家群落形态也趋于多样：有的作家群落成员星散，走向消亡；有的作家群落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辉煌后，其原有的成员又延续倡导原有的或相近的文学主张，重新组合或建立新的作家群落；还有的作家群落在保持原有群落名称、基本框架基础上，内部观念和人事发生很大变化，并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而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为了争夺话语权与生存权，群落与群落之间剑拔弩张，对峙与冲突成为一种常态。

2.群落内在的统一性

群落之所以成为群落，其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具有某种协议和一致的群体意识，群体成员之间遵守一些共同的情感、观念、价值、态度，形成一些共同的兴趣和利害，并遵循群体的一些行为规范。遵从这些意识、规范，就会受到群体内其他人的欢迎，否则就会受到其他人的讨厌和抛弃，一旦群体意识（又称归属感、“我们感”）建立起来，群体成员就与群体之外的人有了明确的区别感。特别是当群体面临外部压力或内部少数成员反叛时，群体意识和规范的表现和作用就更为明显。

与1920年代相比，1930年代的作家群落的这种内在统一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主要因为这个阶段作家群落的形成往往受到较大的政治影响，政治因素有时甚至决定了作家群落的发展动向。政治倾向的同一性成为作家群落聚集的基础，相近政治倾向的作家聚集在同一个作家群落之中，有些作家群落之间界限分明，水火不容。“文学群体多少具有某种封闭性、宗派性或党派性特征，文学群体之间互不统属，各群体之间的成员较少重复会籍，有的甚至对其成员有较严密的组织性要求。”^[4]在作家群落内部，组织性意识强，成员往往一致对外，表现出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

1930年代作家群落内在的统一性主要依靠三种方式来实现：一是每个作家群落都树立一个权威和领袖，比如左联作家群落中的鲁迅，新月作家群落中的胡适、徐志摩等，群落其他成员追随并围绕在其身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二是每个作家群落都有自己的刊物，他们都借助于刊物营造了公共空间，为社群成员找到一个真正的心灵栖息之所。比如论语派主要是林语堂通过《论语》《人间世》等刊物而联系了一大批作家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些作家也许和林语堂或者这个派别的其他作家从未谋面，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个作家群落的共性。他们往往通过创作无意识地聚集在《论语》《人间世》这些刊物上，有的则是通过书信交往，表现相近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互相激励、互相欣赏，从而围绕刊物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创作群体。三是每个作家群落往往通过书评的写作或者作品选辑、文艺评奖等方式来凝心聚力，维护一个社群的整体面貌。比如1936年《大公报》文学奖的评选活动，反映了京派的内在凝聚力。

3.群落的文化心态复杂丰富性

如果说群落形态的多样性是研究作家群落的外在表征，群落内在的统一性是群落内部群体意识和规范的建立，那么群落的文化心态则是群落成员在特定时代的共同境遇里形成的相近的感受、看法、观念、情绪，具有群体性、概括性和相对稳定性。群体文化心态的研究则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层面，寻觅现代作家群体精神和心灵的特殊演变轨迹，探究作家群落的内在发展轨迹。

1930年代期间作家群落心态丰富多样，每一种群体都有着自身独特鲜明的文化心态，个性鲜明，清晰可辨。同时，群落的文化心态又非常复杂，群体心态充满了尴尬与矛盾，如论语派的犹豫彷徨、社会剖析派的双重人格。此外群落的文化心态还呈现出动态发展的态势，群体心态不断进行着调整与转变。群落的文化心态复杂丰富也由此成为1930年代作家群落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研究意义

从“作家群落”这一概念出发来研究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现象和中国现代文学，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采用“作家群落”的概念，能有效解决传统社团流派概念涵盖性不够的问题，有利于拓展社团流派研究的视野。

文学史上通常把文学社团和流派并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特性构成的一致性，无论是社团还是流派，本质上是文学团体的组织形式，不同只是在于组织的疏密程度而已。但是一个文学群体到底是社团还是流派，有的却很容易引发争议，比如说“语丝社”到底属于社团还是属于流派，就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原因在于，文学群体形态的严密还是松散，很难有一个固定的衡量标准。不过，频繁的人事交往是社团的一个显著特征，相比而言，虽然流派内部关系比较松散，不一定像社团那样拥有一定的组织关系和具有鲜明的创作主张，但是在流派创作现象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独特的作家群体。所以无论是社团还是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以文学特殊目的相近而聚合起来的作家群体，这些作家群体人员始终处于一种变化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个变动的作家群落。“作家群落”把社团和流派并置于一起，是一个外延更宽泛、内涵更丰富的概念。“作家群落”不仅是一个活跃着复杂的人事交往、反映着多种心理和行为倾向的丰富的知识文化谱系，其中既包含着独特地域、教育背景、政治经济、出版传媒等多种客观因素，同时还涉及群体的形态的演变、文化心理的转变等多个方面。所以这个概念的采用不仅能有效避免社团流派归属的纷争，而且更多关注作家群体的文学形态，对于揭示文学群落内部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采用“作家群落”研究的方法，有利于描述特定阶段文学社群的生存状况和动态性变化，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1930年代文学的转型。

如果说社团与流派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静态的描述，那么作家群落研究提供的将是一种新方法。作家群落研究更关注的是文学社群人员的变动、群落的变化，注重动态的描述。同时作家群落研究将改变以往流派命名的局限，从创作的主体角度直接描述文学群体，把群体的理念、创作心态和创作实践相结合，考察群体的聚散。所以采用作家群落研究的方法，不仅将摒弃以往用既定的标准研究社团流派的简单化的做法，更贴近文学发展复杂历史过程的具体实际，而且有利于展现文学社团流派本身不断嬗变的动态感，从而把握住文学总体结构系统中最不稳定的结构，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社群生态的发展情况做出客观的描述。也正是因为作家群落的组合变化，为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对于多极化文学形态和文学格局的形成影响至关重大，使得1930年代文学真正走向了繁荣。所以也只有从作家群落现象这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揭示出1930年代文学的多元共生形态形成的深刻原因。

最后，1930年代文学发展和社群形态呈现出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群落现象”成为一种更为合理的表述。

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司马长风把这一时期称为“与其它时期比较，是作家、作品和书刊最繁荣、蓬勃的时期”^[5]。作为1930年代文坛的亲历者，施蛰存也认为整个现代文学成就最高的“还是30年代。的确还是30年代”^[6]。与1920年代相比，1930年代文学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动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文学政治化，政治影响和制约着这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此外，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初步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得以构建。这两方面的变化使作家聚集方式也发生了鲜明改变。1920年代作家往往出于共同的文学兴趣，在相近的教育背景下三五好友结成文学社团，成员之间往往是地域相近的同学、同一学校的师友关系，结社地点一般是在学校，社团的组织形态比较明显，组织结构相对严密。但是到了1930年代情况则发生很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变化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1927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党为了巩固政治，除了军事上进行北伐、政治上进行“清党”外，在社会管理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通过立法来加强对社团的控制。从1928年开始，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民众团体整理会例则》《民众组织的原则及系统》《文化团体组织原则》《文化团体组织大纲》等法规，这些法规对社团组织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文化团体组织大纲》中第六条规定：“文化团体不得于三民主义及法律规定之范围以外为政治运动。”第七条：“文化团体之活动，不得妨害社会公共利益。”^[7]这些法规的出台制约了社团的发展，文人集会结社的自由普遍受到压制，所以1930年代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结构相对松散的流派群体。二是1930年代政治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对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样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作家聚集的原因不再是出于单纯的文学兴趣，而是更多渗透着政治目的。作家们往往由于共同的政治立场或政治倾向而聚集于一起，形成作家群落。三是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期刊出版物相对于1920年代大量增加。这些期刊出版物不仅成为部分作家赖以谋生的载体，还搭建了知识分子交流的新平台，所以作家的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书斋和学校之中，活动的公共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聚散方式也变得更为便利和自由。因此，如果说1920年代还可以使用社团这个概念，那么到了1930年代这个概念的意义已经大打折扣，而流派的概念又显得过于宽泛，两者都已经无法对文坛群体的复杂局面做出准确的解释，因此“作家群落现象”成为针对1930年代文坛的一种有效而合理的表述。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成果如果还不能说汗牛充栋的话，至少可以说是蔚然大观。本书的研究并非只是为了回到历史的语境和现场，更是意在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引发学术界对于社团流派研究的兴趣，为拓展社团流派研究的视野作自己的努力，以期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一条参考思路。

注释

[1] 庄森：《〈新青年〉团体的社团性质》，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8）。

[2] 《文学研究会简章》，见贾植芳编：《文学研究会资料》，2~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3] 参见《创造社社章》，见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上），3~5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4]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1页，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6] 施蛰存：《沙上的脚迹》，18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7] 《文化团体组织大纲》，见《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64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