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范仲淹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为什么很快被宋仁宗抛弃？

北宋宋仁宗的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间，西夏连续对北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事，即：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三战皆以宋朝失败而告终。

宋夏战争极大的消耗了北宋的财力，军费和军队数量连年增长。西夏虽屡胜，但掳掠所获财物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榷场贸易所得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最后大家都支撑不住，双方开始和谈。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宋仁宗迫不急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这就是北宋的庆历新政。

为什么宋仁宗会选择范仲淹主导庆历新政。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宋仁宗十九岁，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宋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当时范仲淹四十岁，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范仲淹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认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宋仁宗，刘太后未予理睬。

因此，中年的范仲淹给年轻的宋仁宗留下极好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拥戴的幸福感，奠定了宋仁宗对范仲淹特殊信任和亲近之基础。宋仁宗亲政后，采用范仲淹的政治主张，任命范仲淹主导政治变革，是情理之中，即使两度遭受贬谪，都显示出宋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眷顾。

范仲淹

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就是宰相。范仲淹与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宋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 ，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庆历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官僚阶层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富弼等是“朋党”的议论兴起。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宋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宋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

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范仲淹最终被彻底排挤出北宋的政治中心。

那么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何会以失败而告终，而且仅仅实行了一年零四个月，就被贬出京城。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变法的目标有极大的关系。新政的目标尽管是加强了皇权，打击了官僚队伍，但没有能够给皇权带来实际的利益，采取对社会民众减税，根本无法获得皇权持久坚定的支持。

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的中国帝制时代，出现过许多变法。这些变法，绝大多数以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皇权收入为核心目标。

比如：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追求最大限度地汲取秦国的人力物力；汉武帝改革的手段是发动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鼓励民众互相举报彼此的资产，造成了“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的后果；唐德宗任用杨炎变法，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实际上是将那些以前缺乏正当性的苛捐杂税，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变成正规赋税。王安石变法，虽然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并没有认真去做“方田均税”的工作，而是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上面，因为它们可以大幅给宋神宗增加收入；再往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的“摊丁入亩”，都不过是唐代两税法的翻版。

比较之下，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一种难得的异数。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变法，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敛财，而是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与改革的主导者范仲淹的儒家思想有极大的关系。范仲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变法新政，必然失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就是以儒家“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为官清廉”的理论为基础设计，这几乎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得到实现。在政治体制上，精简官僚，初衷是好的，但只依靠皇帝强行推进改革，如此冒进，只会招来强烈的反抗，儒家这种幼稚的表现，前有王莽改制，后有戊戌变法。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被贬后撰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范仲淹始终认为应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分愁担忧，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表现出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伟大的胸襟胆魄。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也说明范仲淹没有能够意识到自己真正被贬的原因，以人民的幸福为宗旨的变法，是不可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坚定支持。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宋仁宗的关系极大。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宋仁宗赵祯“无定志” 。他认为，在宋仁宗亲政的四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很多文章认为是宋仁宗的性格导致庆历新政的失败。

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有失偏颇。根源就是新政不能为皇权带来经济效益，国库没有增加。因为当时爆发的宋夏战争，军费支出的大量增加，让宋仁宗心力交瘁。

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宋仁宗正式掌权，北宋各项收入总计15085 万余贯、石、匹、两，支出为12677万余贯、石、匹、两，尚有2400 余万贯、石、匹、两的盈余。20 余年以后，便不时出现财政赤字，需要动用以往的积蓄弥补亏空。即使没有出现赤字时，也是'所出无余'，仅能做到收支平衡，不再有封储，而且某些项目上也常有差额。（以上资料选自《中国全史》第51卷）

当范仲淹提出以整顿官僚为核心的变法时，宋仁宗也是支持。尽管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并维持统治的稳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内不出事”和“任内捞足钱”。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这些规则，带来了人员严重超编的“冗官”、财政不堪负荷的“冗费”和玩忽职守，对宋仁宗所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

随着变革的推进，宋仁宗发现新政无法带来皇权财政收入的增加，解决实际的问题。却又增加了皇权与官僚队伍的矛盾，那么只能终止这场变法新政。

宋仁宗为什么要采用“朋党之说”来终止庆历新政。

用什么方法来终止皇帝公开支持的新政，不损皇家的脸面又不引起统治官僚阶层的波动，那只能牺牲范仲淹为代表的变法派。这就是宋仁宗选择。

用什么方式来终结这场政治光环照耀，却没有实际利益收获的变革新政。宋仁宗采取了污名化的政治手段。“朋党之说”的来临，为宋仁宗指明了问责方向，范仲淹只能背锅。

当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宋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

但是，当同样得到宋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宋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

宋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随着新政的进行，宋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

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宋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

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宋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这样的结局也是范仲淹的新政派和官僚体制双方都能接受的。

庆历新政的悄然消失，也是宋仁宗高超的帝王政治驾驭术的体现。也许正是因为宋仁宗性格，造成了乐于听取臣下意见、善于纳“谏”的假象，没有大刀阔斧除旧变法的勇气，间接地维护了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和权力，所以才被他们所极力褒扬和称赞，庙号称“仁宗”。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崩逝，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葬于永昭陵。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

选择题一：《北宋几个年度的财政收支情况明细》表明了北宋是什么情况，应该是：

A、北宋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入不敷出，出现积贫。 B、“积贫”“积弱”引发北宋中期严重的社会危机。 C、冗兵、冗官开支浩大，是北宋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 D、对辽和西夏的战争耗费及赔款是北宋财政危机的因素之一。

选择题二：宋仁宗死后不久，宋神宗上位，面对刻不容缓的财政危机，公元1069年，启用王安石开始敛财的改革。北宋仁宗、神宗年间财政收入来源表，对其解读，合理的是：

A、田税（绢帛和五谷）变化不大，说明农民负担没有减轻 。B、钱币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节流措施的有效实施。C、钱币收入大增，说明王安石变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D、王安石变法使北宋的积贫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江苏省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江苏省苏州市和兴化市均有范仲淹纪念馆。其中兴化市的范仲淹纪念馆，位于兴化市博物馆附近的宋县署两庑。兴化县署始建于北宋淳化年间。宋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37岁的范仲淹在兴化担任县令。筑海堤、建学馆、兴城市。二零零九年兴化市对宋县署进行移址重建，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建了正门、谯楼、仪门、大堂、两庑及当年范仲淹所建梅岭、梅亭。在两庑设立了范仲淹纪念馆。

选择题一的答案是A。选择题二的答案是D。

由此可以看到范仲淹的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王安石没有采取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变法，而是采取法家的变法理论。

王安石变法是一场由宋神宗大力支持，王安石代表皇家中央集权利益的社会改革运动，以内忧外患的宋王朝为主要变法对象，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北宋建国后皇家中央集权与各阶级民族的矛盾，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终极目标，同时增加皇家财政收入，抑制土地兼并，从而改变整个北宋“积弱积贫”的社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