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贬谪儋州的前前后后

文图｜刚峰

「刚峰：网络大V，著名海南文化学者、上海大学客座研究员、全国知名人文旅行作家、摄影师、策划师。出版多部地域历史文化散文随笔集。本文摘自其著作《天涯横吟》。」

绍圣四年(1097)，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谪居海南昌化军(今儋州)。

七月的海南，阳光毒辣灼人。已近垂暮之年的苏轼携次子苏过，在一家人的撑扶送别下，跄跄踉踉地来到了海安，在即将渡海时，苏轼老泪纵横，拱手与长子及诸子预作诀别，一家人恸哭于海边悲愤交加，其情凄惨令人感喟。

一个闻名于世的大作家，人已六十有二，过了退休的年龄，不仅没有高官厚禄，留守京都，象当今的某些作家那样，弄个副部级待遇，住作家楼，出门有车，反而还要被迫投荒南蛮之岛家离子散。人生混到如此的地步呀，东坡先生心情焉能有不悲愤之情？ 想象的到，当时苏大师来到海安渡琼州海峡之前心情的不平与郁闷。

遥望这海天茫茫无际、四周环一岛的晚年居住地，苏轼禁不住发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的悲哀慨叹。想着自己近古稀之年即将身处南荒之地，他日何当归北？苏轼不得不给诸子留下：“首当作棺、次当作墓、死则葬海外”的遗嘱。然后，在次子苏过的撑扶下，登上了渡船，渡过了白浪滔滔的琼州海峡，沿着琼西荆剌丛生的小道，向儋州走去。

苏轼是几时上岛的？又在路上走了多少天？好在有史可查到一二。

据史料考证，东坡兄是在1097年农历4月被贬海南，7月2日到达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至1100年6月20日离琼，共在海南生活了近三年。据史记载，东坡先生是从海南的澄迈县老城附近一带的海登岸的。北宋时期的老城附近的海岸，有琼州府唯一的接官亭（那时的海口还是一片沙滩叫白沙津），这个接官亭名叫通潮阁，下面就是海南通往北岸大陆的官方码头。

东坡兄上岸后先到琼州府（今府城）报到，然后再去谪居地。按理说东坡先生原来在朝做京官时的级别是副部级，但在惠州贬谪三年有余，其级别早就自然取消了，此次经朝廷下文任命苏先生的职务是“琼州别驾”，其职务相当于现在正县处级调研员，自然就必须先到琼州府正厅级的单位来报道，然后再折回老城，经临高县去昌化军上班。

东坡先生沿着琼西一路走来，心情如何？有没有留下诗句来表达内心的凄凉？我手上没有资料可查。但如果从三年后东坡北归途中又一次来到老城登船过海时留下诗文来看，却可以体会苏大师来回海南时的心绪。

当年澄迈县有座驿站位处老城的城西，澄江水畔，因“潮水依城”故名通潮阁。据史记载，阁为正方形砖木结构，两层，高8米，阁门正中墙嵌有“通潮飞阁”4个大楷字，为古澄迈八景之一，历代均有重修，可惜毁于近代侵华日军的战火。通潮阁既然是驿站，就是专门接送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官船来往的接待站，东坡虽然被贬为处级但也是官，驿站自然会有接待。

东坡先生离琼时自然还是通过通潮阁驿站，也许是感慨万千吧，近七十岁的东坡先生在阁内的厢房内，临窗望海，应海南当地送别的官员的请求，提笔吟诗写到：

倦客悉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

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此诗亦是文学大师苏东坡在海南写下的最后的二首诗之一，标题便是著名的《澄迈驿站通潮阁二首》。从此诗中来看，东坡先生心情还不是很差，且有点留恋海南，如果不是皇上召他回归真想老死海南。可见，东坡先生在海南居住三年后，回归时对海南的感觉的心情与来时有别样之情。

其实，人生许多时候对未来的命运的把握都是在冥冥中不可预测的，先知先觉的大师凡间实可少见。东坡先生是大师，是著名的文学大师，然而，人生近古稀之年家离子散被迫贬谪海岛，文人的心绪遇挫而悲愤感叹那是自然的事。

东坡先生在西去昌化的路上有没有路经临高，是否受到了当时的官员款待？或留下过什么诗词？或如同后辈南宋谪臣胡铨被贬之路一样，途经临高却有一段文坛佳话名留青史？时代太远久了，查不到什么资料。然后，当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昌化军（今儋州）衙门前时，肯定已没有了昔日在京都时的恣肆张扬、强梁霸气了，也没了在杭州苏堤河畔呤花弄景，飘然怡情的英姿。

当著屐破裘、形销骨立的苏大作家携其子，站在昌化军使张中面前时，其失意的形态令居守荒岛西隅昌化县的县长张中不由扼腕叹息！

张中官至县令，顶多只是个正处，但这位进士出身的文化人，虽然官做的不大，可却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当然那时当官的都是文人出身，呤诗作词那是考官的基本功。据史料记载，张中是福建人，能考上进士，而只授区区一县令可见其人没有什么社会官场背景。不过，打小就一直喜欢文学的张县令一直钦佩苏东坡，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苏大师的铁杆粉丝。当年，张中在京都投考时，要想遥远地仰望一下当时处在云蒸霞蔚的苏大师英姿，都不够格，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追崇的大师却蒙难到了自己所任职的地方，就这样面对咫尺。

文人出身的昌化军父母官张中，对苏东坡的谪居海南，十分同情。

苏轼来昌化军是挂着“琼州别驾”的衔头（相当于当今儋州市长助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个虚职。毕竟苏轼曾官至副部，现到一个县级单位来挂职，不仅虚职无权，况且，当权的政敌对贬谪到昌化的苏轼还有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虽然有点薪金，谈不上是犯了罪而被开出公职的，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苏轼就是来到此地接受劳动改造的犯官，犹如我们曾处的“文咳”年代，许多领导都曾被这样修理过的。

然而，文人气十足的张中没有理会上头的红头文件，没有把东坡当成劳改犯，而是以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大师的恭敬态度，以一个仕子的正义侠骨呤出了：“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张中不仅好酒好肉供应，而且还经常将公事请教一二，让苏轼这种怀才不遇的落拓文豪，心情终于有了一丝慰藉。

然而，好景不长。

半年后，东坡先生的政敌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闻知此事，即遣使者渡海，先是罢了张中的官，后是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一个小文人为一大文豪便就此断送了前程，张中只好卷起铺盖走人。

苏大作家为这位在自己落难时给予关照而受牵连的朋友，实感愧疚，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得写了首诗《送昌化军使张中罢官赴阙》于他，算是诀别，也是感激。于是，后人通过苏大作家留下的诗词中，晓知了这段侠义的故事。

苏轼在被赶出官舍失去生活来源后，不得已用积蓄下来的稿费，在城南桄榔林下，买了块薄地结茅于其下，躬耕自处、自食其力。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闻名遐迩的大作家，一个曾官到副部级高官，就这样在海南，在举目无亲下，做了一介农民。

苏东坡在海南做农民那真是辛苦呀，不象当下的一些高官，退下来了以后，用手上的资源或什么的，征下了一大片地，做一个农场或庄园主，或将土地承租给别人，过上另一种不在官场却胜似官场的快活日子。苏轼在儋州做农民那可是实实在在，只有几亩薄地，也从来没有干过农活，何况年龄也一大把了，失去了生活来源，而又举目无亲的苏轼不得已与儿子在这几亩薄地上种上庄稼相依为命生存下来，一代大文豪东坡先生在儋州的日子过的真的是很艰难。

东坡命好，好就好在是贬谪在海南。海南人生性豪爽纯朴，对于一个全国闻名遐迩的大作家谪居本地，毫无尔视之意。

不仅在琼官场上还有些崇拜敬佩或为之不平者来探望，或偶尔请他出来喝个茶吃个饭，而且，还常有文学青年或本地作家不时来问益请教，吹吹牛；特别是当地黎人百姓，不时有人送点干肉、米酒或海鱼、鲜果、疏莱来桄榔林与他坐坐，或帮他干点农活，或一起打打边炉聊聊天、说点家长里短的话。就如我们当下许多已落籍海南为平民的文化人一样，经常被当地的海南朋友邀请到老爸茶馆坐坐。

苏大师呐也常用自己的才情在劳耕之余为当地的百姓做点事。有时开坛讲学，为当地的人看点风水、测测命；有时上山采点中草药，为邻里看看病、上上药。这来来往往，平凡人间的真实生活与友情，让曾饱尝官场坎坷的苏大师在寂寞的谪居生活中增添了不少色彩与快乐。

东坡先生曾有诗记载一位名叫春梦婆的黎族老妪经常送点咸肉、米酒于他的故事。虽然诗中呤的不多，什么：今有春梦婆送我酒与肉，但却让后代学子有了许多无限的想象。

前些年，海南有几个姓苏的人经朋友来找我，让我帮忙来考究一下，是否先祖是东坡。我也曾把东坡先生曾谪居过的中和镇一带的苏姓祖谱进行考究，结果不用说，东坡与春梦婆在当时的年龄是不可能有生育能力的。从当地的史料上得知，海南苏姓迁琼始祖不是苏东坡，苏大师与春梦婆的故事，其实，是一个人生哲理，一个大作家竟然在一个城郊的田野上偶遇，并被乡村一老妪教诲了一番，点醒他的一生贬谪是话语太多，终于，在人生的最后镜头里，悟出了自己一生悲剧的原因，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谪居海南，年过花甲的文学大师苏轼，仿佛到了此时此地，才对人生、对仕途才有了些醒悟。

穷愁潦倒的生活，反而使他的心情得到了调整。

在谪居儋州三年的时光里，他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共写诗一百二十七首、词四首、各种表、赋、颂、碑铬、论文、书信、杂记等一百八十二篇。这时期的作品，已没有了大江东去的奥衍闳深；也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在大量的农家生活的纪实中，有了陶渊明似的悠扬自乐的隐逸生活的惬意。

苏大师晚年在海南的这种人生观念的转弯，实属不易……

苏轼不仅是北宋时期成就最高的文学家，诗词、散文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苏轼还是北宋著名的书画家，对音律、医学、金石、养生学、水利工程等科学也颇有研究，可谓才华横溢。

可苏大师一生厄运甚多，仕途上屡遭贬谪，原因何在？

应该说，苏轼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很顺畅的，从小就受父亲苏洵的文化教养与熏陶，展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嘉礻右二年（1057）21岁的苏轼与弟苏辙跟随父亲来到汴京赶考，兄弟二人同科获进士及第，深为主考官欧阳修器重。我的江西老乡欧阳修是个重人才的伯乐，自己虽已身居高官，且一手散文写得流丽隽逸，但从不怆然傲岸。

那时，赣文化十分灿烂，在江西这块三面是山，一面临江的丘陵地带中产生出一大批文人墨客，出仕入相，占据着不少重要官位，并繁衍至明末清初，长达近七百年之久，亦成为目前经济落后的江西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与欧阳主考官并无乡党之谊，为何被屡次关照？先是推荐参加制科考试被录取，后又为只当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小官的苏轼到处荐举，可谓费尽心机，直到荐举到当时的宰相王安石为止。

作为欧阳修的乡党的王安石，尽管文学才华不如欧翁，但治国才情高昂。

王与欧的家乡在江西相距不过百余里，又都是进士及第入仕，但俩人走的却是不同的人生路。欧阳修入仕后，仍然做的是文化方面的事，即没有拜相，也没有做省级地方大官，其最高职务也只是相当于当下的文化部副部长，下到地方挂职也只是个太守（正厅而已）。可以说欧翁定位的是文化方面的事，所以一生官不高名声很旺，也没有出过什么大的政治风险；而王却在出仕后，虽然在地方为官二十余年，但最终挤进了权力顶峰官至宰相，当然最终被贬，也吃尽了政治斗争的苦头。

严格意义上来说，欧阳修是王安石的老师。

王年轻时文才也是出众的，很得当时已入仕且大王一轮的欧阳修的赏识。王二十来岁中进士却一直在地方为官，改文从政，不再是写风花雪月的散文了，而是改写政论性的治国文章，只是当时苦于朝中无硬的后台，王在地方为官虽然政绩显赫，可二十余年一直没有机会提升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是欧阳修发现了王的政治改革才情，是欧阳修向当时的神宗皇上推荐，才使王最终能够通过自己的水平与努力登上权力顶峰。

王安石的政治抱负、治国理念就是革除旧习，实行新法。

史书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等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的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就像历史上任何变法一样，王安石的新政，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抗。

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不仅得到高太后的支持，而且，手下得力干将甚多。王安石的改革派阵线急需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加入，在这多事之秋，欧阳修举荐了年青有为的才俊苏轼，王安石见过苏轼后也非常喜欢。王认为：一是苏轼此时作为年轻干部，其才华早已天下闻名，能纳入这样的名望甚高的青年才俊，更能显改革派的气度与强大；二则，苏又是恩师加老乡举荐的人，品性可靠，用不着防范；三是苏轼是当时是天下闻名才子，王年轻时也曾是名作家，休闲时还可与苏在一起呤诗弄词圆点文学梦。于是，二话不说就把苏东坡纳入了自己的队伍了。

当然，史书与野史上有关俩人切磋诗文的逸闻轶事甚多，比如，“明月当空叫、五犬卧在心”等轶闻典故，在此先不表。

应该说，王对苏的到来是非常高兴的。初期的王苏关系也非常融洽。然而，苏毕竟只是名书生，尽管自以为才华横溢，有治国平天下的水平，可其实苏那是只是一个入官场不久的仕子，哪懂那么多的政治斗争，作为文学才俊的苏轼尽管散文写的非常好，可政治城府与现实改革能力还欠缺很多，其出的主意与处理人际关系与执行能力等方面表现的还十分幼稚。

于是，苏轼加入不久，就与王安石发生了矛盾。

苏与王的分歧不在于改革的目的，而在于改革的手段与步骤。

苏在任地方官时，看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许多流弊，便向王提出，而王却认为比较幼稚故没得到采纳。文人的苏轼那懂政治斗争与官场之道呀，见自己的意见没有被上级采用，于是就觉得丢了面子，于是就不高兴了，于是便有些牢骚满腹，而这些牢骚却又是司马光非常需要的。

苏是主张改革的，并不认同保守派的顽固观点，苏与王的基本目的是一样的，可是，苏轼把在王阵营所受到的委屈把对新政推行过程中的缺点或不足到处诉说，不分场合不分时段，不分对象，没有一点官场的城府，特别是还经常与保守派的人在一起喝喝茶发发牢骚。

苏轼在政治上的幼稚还表现在会议上。

在召开的会议上，苏经常是一会儿把对新政的不满对保守派说；过会儿在会议上又大声斥责守旧者。苏东坡的这种在新旧两党之间的依违态度，自然决定了他仕途坎坷的悲剧命运。

更为要命的是苏轼的文人气习。

文学大师苏东坡，把对新政的不满写成诗并予以发表，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反响，从一定程度打击了改革派的新政气焰，引发了改革派的众怒。可悲的是苏轼并不是有意要站在保守派一边的，他的所作所为均为文化人性情所致。然而，“轼所为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一大批苏的作品崇拜者在读后，自然要对改革派品头论足，一时，社会议论向保守派倾斜。

苏轼的所作所为，让王安石等改革派伤心与愤慨。于是，一大批赞成改革的监察御史们先后上书皇上，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御史舒颤摘录苏轼的诗告状：“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议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共他触物及事，应口年言，无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

要知道王安石的变法虽是改革者发起，但毕竟是以皇帝的旨意发布的，苏轼攻击改革便是攻击皇上。苏亦已背叛，也就不客气了，元丰二年（1079）八月，掌权的改革派以“乌台诗案”为由，报请皇上，将苏被捕入狱，尔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流放。

1085年，主张改革的神宗皇帝忧忿而死，年方10岁的幼儿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改革派全被斥逐流放，苏轼被召回京城，授龙阁学士等高官予以重任。经验老道的司马光，启用苏轼，并不是认为苏有什么治国雄才，只是苏因在改革派阵营曾为保守派通点信息而牵连被贬，给点官位算是补尝，亦是用用苏的名气显现司马光的政治气度，就象现今的政治，大凡有点名望的人，政府总要给予一点什么部级、厅级、处级、科级类似的官位与待遇，让你食之无忧、住之无虑，出门有车、看病有报销，尔后，你只需写点歌功颂德的文章而已。

偏偏苏轼又是不开窍的人，司马光好心用他，他却不领情。

看到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他又不平衡，不仅与新任宰相嚷嚷叨唠，而且在会议上与之激烈争论，不给领导面子，其结果，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苏轼又一次被流放出京，先后被贬谪杭州、颖州、定州等地。

绍圣元年，新党再度上台，对保守派进行报复迫害。

苏轼早已被划入反对派阵营，再度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尽管苏轼文学才情天下闻名，可新旧两党的政治家都把他当作敌人，这是苏大作家的悲哀。

其实，苏东坡并不是个两面派，他的政治左右倾向亦是情格使然，也是文化人禀性所在。

苏轼胸怀旷世文才，性格自然豪放倔强。他不知文化人从政的弊端，又达不到圣贤们的克己复礼城俯，更不知跟随一派死心塌地，连官场的基本游戏规则都不懂，何以在官场上混？就像现今的官场，你若政治上没有靠山，纵然你再有才华、再有天大的本事，你在官场上也难以吃得开。

可恼的是，苏东坡在官场上吃了那么多的亏，仍然没有悟出点什么条条道道来。虽在第一次因诗而入狱有“平生文字为吾累”的感慨，但仍没有从性格深处反思。曾有朋友文同警告过：“西湖虽好幕吟诗”，但他却听不进话，终因诗祸入狱，差点掉了脑袋，可依然醒悟不过来，致使一生贬谪，命运悲惨。

苏轼贬谪惠州一居三年余载，人已六十出头，虽政治上官位的级别降下来了，没有什么实权，但生活待遇并没有降低，况且也没有剥夺他的写作权，对他的生活问题也不追究，算得上是宽囿的。

曾早已有人举报，苏在杭州时就纳一歌妓名叫朝云为妾，此妾伴随他23年，并随他一直在惠州佐佑。你别小看这个朝云，虽然是出身歌妓、青楼女人，可才情十分了得。据说当年苏轼在杭州修建苏堤时与她有关，当然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苏轼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此为杂话暂且不说。

朝庭当权者虽然对苏不满，但没有追究他的个人生活问题，抓小辫子，弄个洗浴中心事件，也算不易。

文人吧，又是大作家有点风花雪夜的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安分守己，在政治下不要再牢骚，便睁只眼闭只眼。朝庭的本意叫他在惠州养老终生，不要惹事生非，毕竟名声在望，一但出事，叫上面左右为难，人也那么大了，老是贬来谪去，不仅对他本人搬迁不方便，而且对当权者面子上也不好看，否则总会有人说，当权者不重视人才，有负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可这苏轼却又偏偏在写作上不安分守己，也许是太清闲了，总闷不住要写诗抒志。绍圣四年（1097年），谪居惠州的苏轼据说是写了一首《纵笔》的歪诗，又激怒了当权者，再次贬谪海南。

诗是这样写的：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其中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之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京都，当朝宰相章忄享见后，气怒而曰：“苏子瞻尚尔快活？”。什么意思？领导说：苏轼，你的诗中说你每天睡觉无事可做，不就是说我不重用你，也就是我不重视人才吗？谁看不懂呀！写点这样的歪诗来气我，既然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让你如此舒服你却还不甘心，那你就到荒蛮的海南去吧，并把所有的政治、生活待遇都取消，看你还能快活几天。于是，一道命令下来，苏轼到琼州府挂职。

这一下，苏轼鄢了，“小秘”朝云一受打击加上身体本来就不好，一病便呜呼哀哉气绝身亡。人过花甲的苏东坡，唯的一女人死在怀中，又无力将其葬回老家杭州，在苦恼悲痛之下，东坡将朝云葬在惠州一湖中山丘上，并将朝云故乡的杭州西湖为之命名，将荒坟之丘改为小孤山，以表达一位人将已老却有情有义文化男人的对爱的最后执着，然后，别离惠州。

于是，苏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晚年之躯又踏上了悲惨的天涯流放之路……

中和镇曾是古昌化军所在地，亦当年苏东坡贬谪儋州居住的居所，他当年谪居地方，就座落在儋州中和镇东郊，目前这个遗址早已改名叫东坡书院。

现在来看，东坡书院的确是一块风景秀丽的旅游风景点，然而，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时候这个地方却非常贫疮。

当年苏轼与其子被逐出官舍后，用自己的积蓄在城南桄榔林下买地结茅为偃息之所，也就是说当时苏轼只是为寻一暂居场所，在当地百姓及数十名学生的帮助下搭成五间茅屋，苏轼命名为“桄榔庵”。为何叫此名？是因为当时那块地上种有许多桄榔也就是现在的槟榔而取名的，没有想到会成为现今赫赫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其实，当时，东坡先生把自己的居住的家，命名“桄榔庵”，纯属于文人的性情所为。由于海南当地的书生学子常来桄榔庵拜访，其间少不了要在会客的房屋里：“问奇请益、醵酒作乐”，东坡应海南诸位学子之邀，并取《汉书.扬雄》载酒问字的典故，便把居所其中的一间屋取命为：载酒堂。

这就是载酒堂的来历。从此，“载酒堂”便成为东坡以文会友、敷扬文教的人文祥瑞之地。

不要小看这个简陋的“载酒堂”，它可在海南的历史上有过巨大的贡献，也是海南历史文化的一个标签。“载酒堂”不只是东坡先生喜欢与朋友喝酒寻乐的地方，它更是东坡先生对人生对历史对生命大彻大悟后，传承中原文明的一个讲究所。

因为有了这个场所，中原文明与海南本地文化才有了对接，才有了后来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两朝海南人才辈出的繁华局面。

东坡谪居儋州三年，对海南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培养了几个著名的本地学子。结束了海南不出仕子的历史，用现在的话来说开创了海南考官的新局面。

来自琼山县的学生姜唐佐，曾是海南当地有点名气的作家，也是本地一名乡村私塾先生。他一面教书育人赚点生活费养家糊口，一面潜心读书，以求功名。可是，当时的海南，远离中原文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海南的基础教育太差，缺名师指点，信息也不通，结果屡考不中。闻知苏大师落难儋州，便携母来到载酒堂拜苏为师，并伺奉左右达八月之久。还有一个是儋州本地学生名叫符确。这个人家境充裕，好象是儋州本地干部子弟，虽然参加科举考试多年，却也没有什么结果，可其父非常有眼光，得知苏大师谪居儋州后，不仅在生活上经常帮点忙，而且，还运用当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苏轼不受迫害，并把儿子送到苏大师家中当学生。

这俩人先后成为第一个中举人和登进士的海南人。

海南自西汉被中原政府置州县纳入管辖后，没多久，亦在东汉时被中原政府抛弃了，直到南北朝主隋唐，在一位岭南民间称为“冼夫人”的请求下，才重置崖州，重新纳入中原辖区。

海南被中原政府遗弃的650年间，自然没有人参加科举等考试，中原政府中自然也没有海南人为官。冼夫人带领海南归顺中央后，请命朝廷重“置崖州”，并亲自招抚，恢复郡县，皇上自然评价非常高。名誉上让其成为海南的首领实行“土司制”，但实际上，所置的郡县的官员任命还是朝迁说了算也就是说是“流官制”，知县以上官员还得朝廷命官。为安抚这位“巾帼英雄”，只给了当时的“临振县一千五百户”赐作冼夫人的“汤沐邑”，也就是赏赐的一块封地。在这个县内，所有的政府官员的任命由冼夫人说了算，官员自然不必参加科举。除了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外，土地上的所有经营权、税收、治安、行政等都归冼夫人说了算，因为，当时皇上在政治上封冼夫人为“谯国夫人”，也就是说冼夫人享有皇后的政治待遇，亦用现在的话来说，至少是享受副国级别。这个“临振县”就是后来的崖县，也就是现在的三亚所在地。

然而，这个中央政府的特区在冼夫人死后就被收回。海南所有的郡县的政府官员的任免还是回到了朝廷手里。然而，在隋、唐两代长达326年的历史中，海南也没有出过一个举人或进士，也就是说海南本地没有出过一任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官员。

可能，有几个特殊的如黎族等少数民族的首领被封为名誉的官员外（如现在的政府中有些政协或人大副主席或副主任似的），所有在海南的郡县为官者均为朝迁从内地外任过来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要当官首先要通过科举，从秀才考起，到举人、进士，到状元等，没有个十年八载的是考不到进士的。如果没有进士出第的话，官也做不大，最多也只能到县级这个档次。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有很多科学道理与平等思想的。不管历史怎么评价，但有一点，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有钱或平民百姓，只要你努力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一律平等。你只要考上了举人以上，自然就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机会，亦有当官的资格。这点，我们现在的大学考试制度就有借鉴相似的地方，只是我们的文官制度却有点背道而驰了，当然这是杂话暂且不聊。

苏东坡谪居海南之前，海南没有出过一个仕子，出过一任外派官员。因为海南没有一个人考上过举人或进士，自然就没有资格为官。

究其中的原因；一是交通偏僻信息不灵，二是老师水平有限，中原文化在海南浸透不深。你想，偶尔有考生赴京赶考，渡海远赴中原，过琼州海峡，跨南岭泥泞小道，到长江还得再纵深近千里到达黄河边的中原政府所在地，没有数月或半年你如何能到达得了，况且中途还不能出事。

自秦汉以来至北宋，历来都是以黄河文明为中心，首都都是沿着黄河而设。从咸阳、长安、洛阳到开封，北宋之前，海南人要进京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可能你人还没有到达开封府，殿试就考完了，就是匆忙赶到，水土不服，语言不通，其状态肯定不好，如何能考取功名？

当然可能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我们在此也不深究了。反正，史料上查不到在这么长的历史中，海南出仕的正史记载。直到苏东坡来了以后，直到“载酒堂”问世以后，海南才出了举人与进士。从此以后，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这不能不归究于东坡先生对海南教育的巨大贡献。

这不是大话也不是奉承。在海南的历史记载中，海南人民一直铭记着东坡先生对海南教育的贡献。

《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海南人的史书上都这么高地评价苏轼，可见当时苏东坡贬谪后对当地文教的影响与贡献是真实客观的。

于是，苏大师在儋州谪居的书房与东坡先生本人一样，成为海南历史文化的一块品牌，被海南人民铭记在心中了。现今府城的五公祠，其实，就是历史上海南人民供奉的苏公祠（后被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出资督导雷琼兵部道朱采扩建），苏公祠，表达了世世代代海南人对苏东坡的怀念苏。东坡之后，历朝历代的政府官员都会重修苏大师留下的“载酒堂”，虽然几经塌废，几经重建，当年的载酒堂就演变成现在的“东坡书院”了，并因此也闻名天下……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苏的学生姜唐佐。这位苏轼的得意门生忠厚正直、气质不凡，且文章文风雄伟磊落，倏忽变化，言行气和而言遒，有中州人士之风，因而颇受苏轼的器重。当姜要去广州应考时，东坡先生在他的扇子上题上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说，待你中举后再续完吧。姜果不负老师的厚望，一举成名，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人，光宗耀祖回到故里。当姜正要去儋州拜谢恩师时，却闻知老师已获赦北归，姜只好悻悻地回到琼山，潜心温习功课，以备明年的会试。

第二年，姜北上参加会试，途经河南汝州（今临池县）拜会苏轼之弟苏澈，方知东坡恩师在北归后就已仙逝，姜闻之心酸不已，默默拿出老师的题扇。苏澈见亡兄遗作，沉痛片刻，便在扇子上挥豪题诗于其上；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沧海何尝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算是续完了亡兄的诗。姜唐佐手捧题扇，热泪盈眶，姜毅然掉头回乡，从此不再参加任何科举，也谢绝任何官职，蛰伏在家乡的土地上，开坛讲学，收徒授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而终老一生。

二百多年后（公元1319年）春，南宋佥海北海南肃政廉访司事大都君行部抵儋州，寻访桄榔旧址，购堂屋三间祀苏公像，建两庑廊供郡人子弟从师学习，并种植桄榔为林，重立桄榔庵碑铭以示纪念，后因年久失修，祠宇又复崩塌。明成化九年，知州罗杰重修，未几又遭台风侵袭而颓圮。清康熙四十五年，知州韩祜又复重建，复于乾隆年间被大水淹没，仅存一片荒丘。道光二十五年，儋州绅耆们募捐重修，后至民国、现今各政府都相继拨款修茸，其规模渐臻完善。

明清以来，学者们相继设帐讲学于此，故有东坡书院之称。

“我来踏遍珠崖路，要览东坡载酒堂”。

如今的东坡书院是海南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不远万里到此观光揽胜、抒发感慨。

东坡书院的确是个游览胜地。在碧绿如茵的田野上，宛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吸引着无数游人的向往。突兀峥嵘的松林岭矗立在它的身后，婉蜓娴静的宜伦江环抱它的身旁；院内新亭耸翠、殿宇堂皇、古木幽茂。更有那凤凰树，花红叶茂、鸟儿欢唱。哦，那就是五色雀！当年东坡先生一首诗，使它名闻天下。还有那狗仔花，当年，王安石诗笺中两句：“明月当空叫，五犬卧花心”的诗遭东坡嗤笑的花，早已开遍在书院各个角落。那花芯中的五片花瓣，形恰似五条小狗，翘首努嘴、缩臂竖耳、弯腰卷尾，卧于其中，十分可人。

东坡书院内的大殿、载酒堂、东西两廊、耳房、钦帅泉等遗迹，在保存原貌经修茸后，更显古色古香。

最为令人难忘的是书院内阵列的历代碑刻、楹联、匾额等文物，琳琅满目。不仅翔实记载了书院的兴衰与名人登堂的胸臆；而且，字里行间隐含着许多令人难言的逸闻轶事。

远如南宋大诗人杨万里。

杨先生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同被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也不知怎么样，杨先生也得罪权贵，于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贬来广东任提举常平茶盐的，后虽升任广东提点刑狱，但三年后离任。杨先生在广东期间，足迹遍及海南，自然，他也来到儋州，在东坡遗址前吊古抚今。我的江西老乡，杨万里先生写的《登载酒堂》诗二首，是现存歌咏载酒堂诗中最早的亦是写的最有才华最成功的诗。诗曰：

先生无地隐危身，天赐黎山活逐臣。

万里鲸波隔希囗，千年桂酒吊灵均。

忠贞塞得乾坤满，日月伴渠文字新。

底个短檐高帽子，青莲居士谪仙人。

海希，是唐玄宗时的酷吏，专门陷害好人；灵均为屈原的字；李白自号青莲居士。与东坡先生命运相同的杨大诗人，在诗中表达了对奸臣的愤慨、对禀性如屈原、诗文如李白苏轼的赞扬。

近代来凭吊东坡书院的有三个文化人必须提起。

郭沫若，1962年初云游儋州来到书院，站立在《东坡笠屐图》前。这位到处喜欢留点墨汁的当代大儒，一个曾在黑暗的世界中发出第一声歌唱自由的大诗人，面对着东坡遗像，忽然心潮起伏。苏子一生不被权贵所用，命运坎坷，却成为流芳千古的自由大作家；而自己虽贵为当朝大官，却似乎江郎才尽，郭先生内心顿生惭愧。然而，极富城府的郭副委员长，深知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现实，在当地官员的一再相邀下，只随声附和地写了首赞扬苏子为当地办了些好事的打油颂诗，便把自己的心情掩饰住，然后，恭敬地为苏子的遗像题上了：“东坡居士”几个大字，悄然离开了书院。

从此，再也没有来过。

据说，郭先生曾亲自手抄四川老乡东坡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悬挂于床前，是自勉？还是自嘲？我不得而知。

历史证明，郭先生的聪颖。

同样是当代大儒的邓拓，却因在东坡书院题了一首诗而蒙难。诗曰：

曾谒眉山苏氏祠，也曾阳羡诵题诗。

常州京口寻余迹，儋耳郊原抚庙碑。

海角天涯身世感，朝云春梦死生知。

千秋何幸留遗墨，画卷潇湘竹石奇。

这本是一首寻常游景诗，是作者1962年2月来儋州游东坡书院时所作，发表在《羊城晚报》上。邓先生也真是，你景仰东坡留点墨汁于书院，本无可厚非；你研究苏轼，把收藏多年的东坡唯一传世的遗画《潇湘竹石图》捐献给国家，本都没关系。偏偏这个书生却要在报上发表自己对东坡的崇敬，让一首平常的诗惹来麻烦。被诬为：“用以古讽今的方法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鼓励他们东山再起”等莫须有的罪名铛锒入狱。当然，还有其它诸如此类撰写什么三家村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而成为那场文字狱中的第一个亡命者。

还有一位先生，名叫田汉。此公本是国歌的作者，也是一位名人。邓先生走后三个月，田先生便出差来到儋州。田先生来到东坡书院时，天正下着滂沱大雨，可院中的凤凰树花开似红云。田先生不由诗兴大发，随手写到：“东坡踪迹遍南疆，冒雨来寻载酒堂”等二首游记诗。诗中尾句：“我来雨急瓦声古，绛鸟重鸣德不孤”。本是真景写照，不料，在那场运动中被曲解为：“配合三家村向党进攻，杀气腾腾”。结果，受尽折磨，死于狱中。

当然，邓、田俩位先生早已平反昭雪，俩先生的诗也早已重新镌刻，立于书院。东坡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他来儋州本是亡命南荒,死后近千年，当年谪居儋州的遗址，竟会让俩后辈书生命丧黄泉。

是该伤心，还是应该庆幸？

毕竟，苏轼没有因为写诗而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