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女童失踪21天，家人梦见她躲在山上，最后在水果纸箱里找到她

2004年10月10日晚上十点左右，在新加坡班让果蔬批发中心工作的李秀琴来到警察局报案，她同事黄淑英的女儿黄娜走丢了。

黄淑英是福建人。九月底，她把黄娜交给同事照看，回国看望小女儿。黄娜走丢的那天，很多人都见到她欢天喜地跑去公共电话亭给妈妈打国际长途电话。可中午过后，就再没人见过她的身影。

李秀琴叫上批发中心的同事一起，在外面到处找孩子，直至夜幕降临，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忙跑到警察局报案。

身处国内的黄淑英听闻女儿走丢了，马不停蹄赶回新加坡，拿着黄娜的照片走遍孩子有可能会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表妹告诉她，梦见孩子被困在荒山里，全身湿漉漉的，很可怜。尽管是个梦，黄淑英还是跑遍了附近几座山，搜寻女儿的踪迹。

批发中心的一名同事告诉她，黄娜被几个彪形大汉绑架了，那些人似乎是黑社会。同事都很疑惑，黄淑英到底做了什么，让黑社会不惜在众目睽睽下绑架如此可爱的小姑娘呢？

黄淑英的老家在莆田，22岁那年，她嫁给了同村人黄庆龙。婚后一年，生下了黄娜。丈夫为了养家糊口前往新加坡打工，后来因为没有工作签证被新加坡政府于1997年遣返回国。一年后，他又一次非法入境，东窗事发被监禁。

1999年初，黄庆龙被监禁前，黄淑英来到新加坡探亲，发现丈夫有了外遇，果断选择离婚，拿到了黄娜的监护权。

几年后，黄淑英嫁给了在福建做生意的商人郑文海。2003年5月，她带着女儿来到新加坡，在果蔬批发中心找了份零工，把女儿送进当地小学念书。

刚到新加坡没多久，黄淑英生下了小女儿。她和丈夫商量后把小女儿送回国，留在丈夫身边，为了兼顾在新加坡念书的黄娜，她一年要往返福建、新加坡多次。

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还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有着“花园城市”美誉的新加坡成为了国人最为向往的宜居之地。

不到四百万的人口总数，华人就占了70%左右。虽然它是多语言国家，可由于当地华人占比太高，哪怕外来人口不会说英语、马来语、印度语，也能实现无障碍交流。

在733.1平方公里（截止2021年）的国土面积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民族和谐相处，尤其是李光耀登上政治舞台，新加坡首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让这个弹丸小地成为了富裕强盛的国度，公民得以享受公屋制度、公积金制度、医疗养老等健全福利。

不过，人口增长缓慢，资源匮乏注定了新加坡的经济结构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因此政府发放了不同级别的工作签证，高层管理人员可拿到EP签证，有技术特长的则是SP签证，底层劳工则是WP签证。

政府每年发放的工作签证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庞大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助长了黑工产业链的滋生，像黄庆龙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哪怕他们知道新加坡法律严苛，对非法打工惩戒力度非常大，但还是抱有侥幸心理。

彼时的新加坡教育资源远胜于我国，黄淑英为黄娜着想，将她转入新加坡小学念二年级。黄娜刚进校没多久，就跟上了学习进度，成绩不错，还和老师说长大了要当医生，挣很多钱让妈妈过上幸福的生活。

八岁的黄娜性格独立，会自己上学、吃饭。活泼可爱，嘴又甜的她深得批发中心工作人员喜爱。哪怕黄淑英回国，不在黄娜身边，也有很多人愿意照顾她。这些人中，除了前面报警的李秀琴外，还有22岁的马来西亚男子卓良豪。

卓良豪与黄淑英是同事。他于1999年来到新加坡打工，妻子和未满一岁的儿子留在槟城。在外人看来，卓良豪和黄淑英关系好，对黄娜也很照顾。

他经常骑着摩托车带小姑娘逛市场买好吃的。黄娜失踪的那天中午，卓良豪还拿了些芒果送给她吃。

前面我们说过，黄淑英同事说看到几名好像是黑社会的人把黄娜绑走了，这个同事正是卓良豪。

或许你会说，新加坡治安不是很好么，怎么会有黑社会？其实，在新加坡，黑社会曾经有另外一个名字——私会党。

英国殖民统治新加坡时期，除了明面上的政府外，还有一个地下政府，指的就是私会党。李光耀上台后，规模较大的私会党逐渐消失，可还是有部分残余势力未被消除干净。

虽然说卓良豪的话真实性有待确认，但当务之急还是得尽快找到黄娜的下落。

为此，新加坡警方以果蔬批发中心为圆点，展开了大规模搜索行动。

批发中心人流量很大，监控摄像头数量不够，警方没能找到卓良豪提到的彪形大汉，他们只能通过走访居民的形式寻找线索，也对批发中心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搜索。

除此之外，警方还一一询问了与黄娜生活轨迹有交集的上百号人。

随着媒体不断报道，黄娜失踪案牵动着新加坡国民的心，咖啡屋、出租车、街头巷尾……都能看到印有黄娜照片的寻人海报。

这场声势浩大的寻人行动，甚至一度延续到马来西亚。

然而，一个让警方感到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10月21日，卓良豪逃跑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逃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无正常手续情况下离开的，等他再一次出现于公众视野时，人已经在槟城了。

这次非法出境，让卓良豪从证人成为了疑犯。

让我们把事件倒回10月19日。作为黄娜失踪案的重要目击证人，卓良豪接受了警方询问。

他说，那天他在批发中心仓库干完活，出门见到打完电话的黄娜，他拿了几个芒果给孩子，看着她兴高采烈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然而到了20日这天，卓良豪的证词发生了变化。他称绑走女孩的人曾经也在批发中心工作，与黄淑英有仇，所以叫了几个黑社会的人把孩子带走了。临走时，对方还专门留下了电话号码。

卓良豪告诉警察，号码在他的手机里，他得回批发中心去取。21日凌晨，他带着警察去拿手机，一路上没有任何异常。

考虑到卓良豪两次证词完全不同，警方通知他天一亮去警局进行测谎测试。这原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流程，可等警察找上门时，却发现卓良豪家早已人去楼空。

面对新加坡警方的指控，卓良豪连续召开多次记者招待会，表示他从来没有伤害过这个可爱的女孩，还说为了新马两国的关系，他愿意牺牲自己。

10月30日，卓良豪投案自首，被押解回新加坡。

第二天，他带着警察来到新加坡南部山脊地区的直落布兰雅山公园，在纸上画出一条路，告诉警察顺着这条路就能找到黄娜。

半个小时后，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下，警察找到了一个长宽高分别为50、40、30厘米的装水果纸箱，撕开缠绕在箱体上的胶带，打开一看，一个高度腐烂的女童尸体被包在塑料袋中，她没有穿衣服，保持蜷缩姿态，已经看不清楚面容。

一直焦急寻找女儿下落的黄淑英，靠着遗体口腔一个往上凸起的牙齿，认出了这是她失踪多日的女儿，随后，法医出具的DNA比对结果也证实了死者正是黄娜。

从找到女儿遗体的那一刻开始，黄淑英麻木冷淡的反应让很多关注此案的民众颇为不解。

卓良豪因涉嫌绑架、谋杀被指控，走上了被告席。

庭审中，他说那天他正在和黄娜玩捉迷藏，按照以前的老规矩，他把小女孩的双脚捆住，走出仓库，等待黄娜藏好。

可等他走进去，却看见孩子睡倒在地，一边抽筋一边吐血，小便失禁，看上去很可怕。

卓良豪试着敲打黄娜的身体，没有用，他用手压住孩子的脖子。过了好一会儿，女孩开始打嗝，声音越来越大，他把孩子的衣服都脱了，鬼使神差般对着她的下体伸出手指，等回过神来才发现，手指上满是鲜血。

可在检方那里，卓良豪这番漏洞百出的口供却有另外一番含义。案发当日，卓良豪以玩游戏为由，把受害者骗进仓库，怕她逃跑，还专门用绳子绑住她的脚踝。受害者一直把卓良豪当做叔叔，对他的离谱要求没有产生戒备。

紧接着，卓良豪脱去了孩子的衣服，对她进行了侵犯，过程中伸手捂住其口鼻，导致受害者因严重气道闭塞死亡。

事后，他把孩子遗体用塑料袋包好，放入装水果的纸箱中，用胶带封了整整九层，再抛尸山中。

检方拿出了警察在第一案发现场——仓库中找到的胶带和塑料袋，上面有卓良豪的大量指纹。此外，他们在仓库里提取到两人的衣服纤维。

由于受害者遗体腐烂得很严重，警察没能从上面提取到嫌疑人的体液。卓良豪的辩护律师抓住检方无法拿出直接证据证明黄娜是死于卓良豪之手这一点，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黄娜的死亡，或许是因为突发癫痫产生了呕吐物，堵塞口鼻导致的窒息。

辩护律师认为，卓良豪精神状态不同常人，从前后几次完全不同的口供来推测，他患有幻想型精神分裂症。卓良豪的父母也表示，儿子似乎有中邪的迹象，还曾经找到灵媒求助如何解脱。

卓良豪真的患有精神疾病吗？

批发中心的工友和他的朋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们说，卓良豪举止行为很正常，哪怕是在黄娜失踪后。唯一奇怪的地方是，每次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黄娜踪迹时，他的情绪都会变得很激动。

检方认为，被告刻意伪装成精神分裂的模样，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从他处理遗体的手段来看，心思可谓缜密，不仅将遗体用塑料袋包裹好，甚至还在纸箱外部裹了好几层胶带，目的就是防止遗体腐烂发出臭味。

2005年8月26日，法院宣判被告谋杀罪名成立，卓良豪被判处绞刑。

他的父母对判决结果极度不满，坚持儿子无罪，发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三万余民众签署了特赦请愿书，送给时任新加坡总统塞拉潘·纳丹。

请愿没能通过，得知大限将至，卓良豪在临死前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西装，对着镜头露出了意气风发的笑容。

11月3日，24岁的卓良豪在监狱中被执行绞刑。

黄娜遗体被母亲带回福建老家安葬，凶手卓良豪也死了，可关于这起案件的真相却众说纷纭。

卓良豪为什么突然杀害黄娜？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他当初是怎么逃去马来西亚的？这一连串问题，至今也没有答案。

再者，黄淑英情绪的前后反差也是一个重大疑团，为什么女儿失踪时她那么焦虑，可得知黄娜死讯后，她却异常淡漠，完全看不出一丝悲伤的表情？

很快，新加坡当地民众挖出了黄淑英身上的秘密。原来，她和前夫一样，都是以打黑工的方式留在了新加坡。1999年，她因非法滞留被监禁。

出狱被遣返回国后，她考虑到新加坡入境时候需要按指纹，就将右手手指和左手大拇指烧毁，还花费八千美元找了非法中介，带着女儿来到新加坡。

据媒体爆料，黄淑英夫妇曾给黄娜购买了大量商业保险，有些民众怀疑，女儿的死，或许正中黄淑英夫妇下怀。

事情曝光后，黄淑英结束了异国一切，回到莆田老家，用新加坡爱心机构捐款的钱和保险理赔金额建造了一栋豪宅，据说总面积有四个篮球场那么大，夫妇二人还购买了三辆豪华房车，过上了挥金如土的生活。

然而，那个八岁小女孩的灵魂，却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