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不改 信念永存——记共产党员 开国将军甘祖昌夫人龚全珍

　　龚全珍（中）在当地烈士纪念馆向人们讲述丈夫甘祖昌将军的故事（5月21日摄）。记者 胡晨欢摄

　　引言——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为党工作，活到老、学到老”

　　30年前，一位60岁的老人，在赣西莲花县坊楼乡农房里，写下了这样的话：“岁月如水流，走呀，走呀。我曾走过荆棘丛生的荒郊，越过鸟语花香的田野，攀过悬崖陡壁，跃过一道道坎坷。未来还有多久呢？雪莱说得好：‘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岁月又走过了30年。2013年5月24日，这位老太太动情地对记者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民教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为党工作，就应该活到老，学到老，绝不居功自傲，还要学习，还要努力。”

　　91岁，60多年党龄，从大海之滨到西北，从西北到新疆，从新疆到江西，从大学到军营，从部队到农村，踏遍大半个中国，历经近一个世纪。无论是将军的战友，还是农民的妻子，无论是学生的老师，还是女儿的母亲、孩子们的奶奶，她都坚定信念，不改本色，学习不止，奋斗不止。

　　未来还有梦。她把心思都花在青少年的培养上。她说，现在脑子退化，不听使唤了，但还是“不马马虎虎过下去，争取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她，就是共产党员、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

　　今年4月1日，省委书记强卫到任江西第13天，从萍乡下火车，冒雨驱车近80公里，来到莲花县，专程走访看望龚全珍老人。他拉着老人的手，深情地说：“甘祖昌将军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青少年是祖国的明天和未来，加强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您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亲密战友——

　　“领导问我，说甘部长回家当农民，你回去当什么？我说，他当农民我也当农民，不会当学着当”

　　距莲花县城中心广场不远，有一条青华巷，巷里一幢普通楼房的三楼，住着龚全珍老人和她的三女儿甘公荣一家。

　　5月24日，记者走进这个普通的家庭。客厅简陋，摆设简单，四壁只挂了一张甘祖昌将军的戎装半身照，龚老就坐在照片对面的沙发上。

　　龚老面容和蔼亲善，始终微笑着和记者攀谈。她非常谦恭地说：“我还做得不够好。比起甘祖昌来，我差远了。”

　　这是电影《这样一位将军》中的场景：1955年，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向组织申请回乡务农，龚全珍听了后很生气，责怪丈夫为什么不和她商量，甘将军向她发了一通火。谈及这一细节，老人哈哈一笑，幽默地说：“电影制造矛盾，我非常尊重他。他农民出身，入党这么久，又是老同志，靠得住。我的任务是让他身体好一些，多活几年。”

　　组织上不批准甘祖昌回乡，龚全珍就陪着丈夫，一直递交了3年的报告。1957年，组织终于同意了。龚全珍任教的解放军子弟学校八一中学的领导问她：“甘部长回老家当农民，你去当什么？”龚全珍说：“他当农民我也当农民，不会当学着当。”

　　出生在山东烟台的龚全珍来到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第一不习惯的是吃辣椒，第二是听不懂当地话。“我一下子成了外国人。”老人回忆说，丈夫有了新战场，她不能生活在他的光环里，不能落后。但要跟社员一起排工，她犯愁了：当农民就要吃工分。工分总量是定了的，她分了一分工，就等于别人少了一分工。她对甘祖昌说：“我劳动效率低，不能剥削人家。我去县里问问，看缺不缺老师。”

　　像战士上战场一样，龚全珍准备一床被子和几件换洗衣服，捆一个包，走了20多公里路，进了城。

　　“干吗要背上被子呢？”记者问。

　　“如果分配我到县城教书呢？就要住下。”老人说，“还真分我到莲花中学。”龚全珍西北大学教育系毕业，可莲花中学缺的是理科老师。她重返文教局，局长根据她的意愿，又将她分配到坊楼中学任教。

　　甘祖昌从将军到农民，回到了另一个战场；龚全珍从部队学校到农村学校，继续战斗在教育战线。

　　战场不同，辛苦紧张却一样——

　　“祖昌一到家乡，每天背个镢头出门劳动。种什么水稻，产多少斤，他有个小组专门研究。”龚全珍周一到周六住在学校，在小学当校长时，离家更近，就10几分钟路程，但她仍然吃住在学校。其他老师周六下午可以回家，她却利用下午时间家访，吃了夜饭才回。次日一早，甘祖昌前脚出家门，她后脚也回到了学校。

　　战场不同，旺盛斗志却一样——

　　因为战争年代多次受伤，苏联医生曾断言：甘祖昌能活过60岁就万幸了。将军返乡时52岁，与天斗，与地斗，与时间斗，他胜利了，活过了80岁！2010年，将近87岁的龚全珍向党支部递交承诺书：“健康时，每周去一次福利院，为孤寡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病时，不住特殊病房，不用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品……去世后，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此生最后的党费；生前捐助的5名贫困大学生，要求子女们继续捐助到毕业……”

　　战场不同，精神品质却一样——

　　甘祖昌有工资，他出工不但不要工分，而且把工资拿出来买化肥，奖给改造“冬水田”的生产队，还捐钱建桥、建水库和电站。学校每次调工资，龚全珍首先声明她不调：“我都不好意思，县长工资才50块钱，我有80块。太多了。”除了交60块钱回家，剩下的20元，大部分接济了贫困学生。今年75岁的刘永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和龚全珍同事。“我刚来，没有转正，她就把粮票、饼干票给我。”刘老师说，“小学校舍不够，她带领师生们建教室，木工和泥工的工钱都是她贴的。”

　　战场不同，累累战果却一样——

　　甘祖昌参加建设了3座水库、4座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长的渠道，每项工程他都捐钱，有统计的达8.578万元。龚全珍建了8个教室，捐助学生100多人，捐赠图书近万册，最近10年捐款金额超过10万元。

　　知心爱人——

　　“我回家没有干别的活，就是给他补衣服、洗衣服；他喜欢吃面食，我就做点饺子给他吃”

　　一个是西北大学教育系高才生，一个是连“龚”字都认不出的军人；一个不到30岁，一个年近半百；一个是学校教师，一个是解放军少将，从1953年结婚到1986年甘祖昌逝世，共生育4个女儿，携手走过33个春秋。

　　是之前都有过婚史，才彼此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是甘祖昌回乡惊世骇俗之举，回到农村广阔天地的大熔炉，才使两颗心靠得更近？

　　是，又不完全是。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无论在哪里，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无论是什么角色，他们都坚定信仰：做一名纯粹的共产党人，做一名无私的共产党员。

　　甘祖昌受过3次重伤，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在新疆，烟斗不离口，在江西，旱烟筒不离手。他对抽烟有“歪理”：“烟可以缓解头疼。”龚全珍只好相信他，替他到挑担小贩手里买生烟，切成烟丝。“我帮他切，切细，切细。一次装那么一铁盒子。他一天就吃一盒。”

　　回到莲花，两人都忙。一个腰里插根旱烟筒，一个腋下夹着课本。龚全珍牢记部队首长的嘱咐，要好好照顾甘祖昌，“争取让他活到60岁”。到了莲花，她发现甘祖昌特别充实，早出晚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开心得不行。学校规定，老师只能在周六回一次家，所以家里大小的事，几乎由甘祖昌包了，女儿衣服、鞋子破了，他都会及时补上。

　　女儿甘公荣回忆说：“小洞爸爸补，大洞就等妈妈星期六回来补。”龚老补充说：“我回家没有干别的话，就是补衣服、洗衣服。我看祖昌补得不好，就拆换，重新补得平一点，补得好看一点。”

　　甘祖昌在北方呆了几年，爱上了面食，而莲花乡下人做不来面食。龚全珍派上了用场，周六回家，会让甘祖昌换换胃口，做点他爱吃的饺子。龚全珍发了工资，“上交”家里60元。交钱时，甘祖昌总不忘问一句：“给你妈妈的钱，你留下没有？”

　　夫妻俩生活上互为补充，互相照顾，学习相互促进。“祖昌文化不高，但他肯学，记性好。他喜欢读马列主义著作，碰到字认不来，就叫我教他。”老人说。有一天，甘祖昌拿一篇文章问她：“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龚全珍说：“没发现什么。”甘祖昌说：“你是怎么读书的？读书要联系实际。”

　　1976年，甘祖昌身体不好，龚全珍提前两年退了休，全心陪护丈夫，一直到1986年甘祖昌去世。

　　甘公荣说，她从来没看过爸爸妈妈红脸、吵架。“妈妈曾经在我们面前说，爸爸做什么事情都有道理。爸爸身体不好，不能让他生气。”

　　“严师”妈妈——

　　“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妈妈是学生的妈妈”

　　55岁的甘公荣剪着短发，衣着朴素，她刚从井冈山干部学院上完课回到家。干部学院请了4名红军后代，定期给干部上课。甘公荣是其一。

　　甘公荣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在南昌，一个在九江，都是银行保险部门普通员工，老四甘吉荣同在莲花县城。此刻，公荣正坐在老人身边，一会儿关切地看着母亲，一会儿端起茶杯，关照母亲喝水。

　　“以前有人常问我，你妈妈是学生的妈妈还是自己的妈妈？还问我，为什么你妈妈的普通话那么好，而你们却讲不来普通话？”她转头看着老人，接着往下说：“井冈山干部学院叫我去讲课，宣传老一辈的光荣传统，我边讲边练，才学会了一点点普通话。”吉荣则不同，满口莲花腔：“平时跟妈妈接触少，说话更少，没有机会跟妈妈学普通话。”

　　老人在一旁听着，接过女儿的话：“当时对小孩关心太少。女儿都说，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妈妈是学生的妈妈。大人这样吓唬小孩：不好好听话，就送你到甘祖昌家去！”

　　甘祖昌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倔，哪家孩子不听话，他就把旱烟筒举过头顶作打状。在家里，孩子们怕的，却是妈妈。

　　公荣的哥哥、龚全珍和前夫生的小孩在课堂上偷看连环画。龚全珍发现了，就提问他。他说：“妈妈，我没听到。”龚全珍严厉地说：“这是课堂，不是家里，叫我老师！”周六，她回到家里，把小孩都叫在一起开家庭会，规定：“进学校门就要叫老师，我到了家就叫我妈妈。”

　　打那以后，龚全珍的儿女们，只要在学校，从不喊她“妈妈”。“如果是外面的人，在学校里，根本看不出我和妈妈是母女关系。”公荣说。

　　刘永林老师回忆，龚全珍生下吉荣，没多久就来上班了。她把女儿往床上一丢就去上课，要哭要拉随便，等下了课再去管。

　　吉荣半岁后，就给了甘祖昌的三叔做女儿。她从小在另一个村长大，就更难看到妈妈了，妈妈到底是做什么的，从来没听妈妈讲过，所以“看到她都有点怕”。

　　大女儿要去当兵，求爸爸甘祖昌疏通关系被拒绝的故事，广为称颂。殊不知，在这一点上，龚全珍完全站在丈夫一边。亲戚的一个小孩想当兵，想让龚全珍送去新疆，她说：“真是开玩笑。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小孩明明心脏有毛病，几年体检都不合格。到了新疆就能合格？”

　　“慈母”老师——

　　“教师是个值得骄傲的职业。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事，就是当老师”；“要改变一个孩子不是很容易，要有很大耐心”

　　莲花县民政局原副局长朱松林谈及龚全珍老师，非常激动：“龚老师的职务没有甘祖昌高，但她的品性，不亚于甘将军。”

　　“我9岁没了母亲，13岁时到坊楼中学读初一。”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重现在他眼前。龚全珍教政治，兼做义务校医。这年夏天，朱松林发高烧到摄氏40度，可能被烧糊涂了，几乎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他隐约感到有人在用冷水毛巾敷他额头。醒来一看，龚老师正坐在床头，一口一口把稀饭送到他嘴边。

　　“醒了？不要怕，不要怕。”龚老师一边安慰他，一边喂着稀饭。他发现，龚老师一点厌烦的表情都没有。“她是那么慈祥，一点也看不出将军夫人的架子，连老师的架子都没有。她简直比我的亲人还亲，我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朱松林有点动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读书无用论”。但龚全珍教导学生的，还是要多学文化知识。今年56岁的刘根兰老师说，1972年，龚老师教他英语。“我们不懂ABCD，她上英语，我们很稀奇，就不认真，爱发笑。尽管这样，龚老师还是耐心施教，对我们说，要珍惜时间，多学点知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半个世纪教师生涯中，龚全珍都是以校为家。老人回忆说：“在新疆八一中学，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吃喝拉撒都要管。”随丈夫回到莲花县乡下，学校离家尽管很近，她也严守纪律，不到周六不回家。

　　“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事，就是当老师。”龚老说，“教师是个值得骄傲的职业，要有很大耐心。”因为，“要改变一个孩子不是很容易的事”。她刚到坊楼中学时，全校只有3名教师。校长安排她上英语课。“其实我的英语是天知道。”老人仍不失幽默，“但没有老师，我不教也不行。”第三年，学校增加到5个班，校长又让她教5个班的政治。她说连教科书都没有，怎么教？校长问：“你是共产党员，不教政治？”结果就当上了政治老师。

　　当老师，她服从分配；做校长，她既做管理，也当老师，“哪个老师请假，我就要顶他的课”。她又甘当“学生”。退休前一年的10月7日，一些老师来听她的公开课。听课老师向她提了点课堂纪律方面的意见。课后她写下感受：“我心里有些难过。纪律不好是事实。怎样逐步改变这种情况呢？要多想，苦想，想出些办法来（下课要喊起立，这是我忽略的事）。今早讲四好班排、五好战士条件，学生很注意听并抄了下来。这是好现象。每周小结一下，谁符合五个条件，谁不够，可能有促进作用。具体怎样做和同学商量一下。”

　　爱心奶奶——

　　“希望吉荣来，帮我一块把杂志送到社区，了结一点心愿”

　　甘祖昌逝世后，龚全珍走过了28年。28年中，她的脚步走遍莲花县城乡，“龚奶奶”的名声传遍了莲花县城。

　　退休之初，龚全珍在家做过几天“全职奶奶”。甘祖昌家族大，人口多，她把孙辈们聚在一起，开一个班，编组并任命组长，每天记录孙辈们的学习情况。“今后要加强学习的自觉性，须采取几条措施。”她写道，“组长要负责维持秩序，对违反纪律的行动，暗示两三次后点名提出；每次检查作业，要求整洁准确，错题要改。”

　　甘祖昌走后第四年，老人对女儿说：“公荣啊，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呆在这里什么不能做，很难受。我想去小学边上的幸福院，帮帮老人和小孩。”女儿对妈妈说：“有4个女儿还进幸福院，外人怎么看？”老人脾气还像当老师时一样，自己决断的事谁也阻挡不了。

　　那时，小学与幸福院之间没有围墙，学校聘请龚老为校外辅导员，很多小学生都喜欢跑到幸福院来玩。龚老把家庭困难的学生编成一个“幸福小组”，“幸福小组”里的小朋友都喊她“奶奶”。

　　1992年，一个叫彭艳峰的女孩，胆怯地走进了这个磁场强大的“幸福小组”，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

　　彭艳峰从小胆小、自卑，父母都是残疾人，母亲尹润娇在幸福院旁边的福利企业纺织厂当工人。刚从乡下来到城里的彭艳峰，见到生人都不敢说话。

　　当龚老将小彭艳峰揽入怀抱的那一刻起，小女孩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她就是我奶奶！”

　　奶奶给孩子们讲故事，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夏天为他们打扇，冬天为他们织手套。彭艳峰母亲的企业关了门，没有了工作，奶奶说你会踩缝纫机啊，为什么不自己干呢？奶奶给了她母亲500元钱“创业启动资金”，让她母亲到商城里开店。从此，小彭艳峰的家境渐渐好起来。

　　母亲自从做了生意，更忙了。小彭艳峰几乎把幸福院当了自己的家，跟奶奶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彭艳峰读大学时，母亲得了急性白血病，情绪一落千丈，不肯去治。奶奶反复劝说，给了她母亲4000块治病钱。在奶奶的开导下，她母亲变得坚强起来，成了县里的“自强明星”。

　　5月14日，已是萍乡市优秀教师的彭艳峰，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宝宝，拐进了青华巷。奶奶在她分娩后不久，几次要来看宝宝。彭艳峰为了不让奶奶辛苦，一直没答应。去奶奶家之前，她还跟“姑姑”甘公荣约定，千万不可以告诉奶奶。她要送给奶奶一个惊喜。

　　公荣电话里告诉彭艳峰，这天是雷打不动的老干部学习会，奶奶去听课了，“等奶奶到家后你就来吧。”

　　上午11时许，彭艳峰敲开了“姑姑”家的门。当彭艳峰把两个月的宝宝抱到老人面前时，老人竟开心得有些不知所措。她伸出双手，几乎是把宝宝托在胸前。那一刻，在场的人眼中都热泪盈眶！

　　原想送给奶奶惊喜的，没想到，小彭却得到了更大的惊喜：老人从房间内拿出两套宝宝穿的新衣服来，送给了小彭。小彭后来说：“那一刻，我太感动了！”

　　5月26日，是甘艳梅38岁的生日。25日，妈妈对她说：“你生日的时候，除了感谢妈妈，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龚奶奶。”

　　1975年5月25日，甘艳梅妈妈临产前得了子宫癫痫，情况危急。龚全珍打电话叫来救护车，在医院守护一天一夜。26日，一个小生命来到人间，母女平安。这个小生命就是甘艳梅。

　　现在，甘艳梅拥有一家公司，是莲花县知名本土企业。“奶奶每次看到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做个诚信商人。所以我经营了10多年书店，从来没有卖过盗版书。”甘艳梅说，正因如此，奶奶经常到她书店买书刊。最初两次，坚决不收奶奶的钱。后来发现，奶奶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去讨问究竟。老人说：“你不收我的钱，我也不买你的书。”甘艳梅忙说：“收，收，奶奶，你还是到我店里来买吧。”

　　甘艳梅对记者说：“奶奶买这么多书，自己看了以后，都是送人的。送书最多的地方是武警消防、学校和‘龚全珍工作室’。”

　　记者在老人5月17日写的日记上看到：“希望吉荣来，帮我一块把杂志送到社区，了结一点心愿。”吉荣告诉记者：“妈妈每隔两三天买一次书，每次都不少于20元，每次陪她买了杂志，她看完以后，就要我陪她去送书。妈妈要做的事，是一定要做的。不依她，她会不高兴，说又没用你的钱，是她的钱。”

　　谦谦学子——

　　“你不能剥夺我学习的权利。学习可提升我人生的质量”

　　信仰使她保持本色，知识给她增添力量。

　　即便到了90岁，书本面前，她依然是个渴望知识的学生。吉荣家离姐姐家不远。如果姐姐上井冈山讲课，她就来陪母亲。老人早上吃了降压药和早饭，就到广场上散步。广场边上有几家书摊、书店，龚全珍都是常客。5月22日，老人走进“老邮电书店”，先买下几本杂志，由吉荣提着，出门走不远，又来到新华书店。

　　吉荣不久前陪母亲到过新华书店，但没有买到老人想要的莫言小说。这次，书店了却了老人心愿。老人很高兴，要吉荣把全套20本莫言文集买下。吉荣犯愁了，说：“妈妈，我手里有很多杂志，再拿上这20本书，太重，扶不了你走路了。先买10本好不好？下午我一定再把剩下的买上。”老人掏出700块钱，先买走了10本。

　　下午，吉荣单独到新华书店，买走剩下的半套莫言文集。

　　老人正在看长篇小说《蛙》，已经看到第11页。谈起莫言，她说：“他是一个农民作家，能当个作家好不容易，我学学他。我家乡出个莫言很了不起，高尔基也没读几年书，中国出了个像高尔基那么伟大的作家，咱们中国人脸上有光。”

　　在另一个房间，放着两个特殊的纸盒箱，满满装着数十本日记。公荣说，老人写了几十年日记，没有停过。最新一篇日记是回忆甘祖昌的。

　　随便翻阅日记，都能看到她对自己的批评和激励——

　　“懒病又犯了，不然不应当隔半个多月没写日记了。做事不能始终如一，这是我的致命伤、大敌。这毛病非改不可。”

　　“我觉得很长时间没写日记了，今天写信提笔忘字，使我感到再继续下去，可能会变成文盲了。”

　　“上个星期忙了一阵，挤出了三篇表扬好人好事的文章。这个星期又松垮下来了。这个星期的精神过多地用于打毛衣上了，应当纠正。”

　　“岁月飞逝，检讨、悔恨都无用 ，只有从今天，从现在做起，先积累素材，着眼现实，一点一滴地写。”

　　“岁月是如此匆匆而过，又隔了二十几天没写日记了，留不住的岁月呀，决不能再让它滑过去。”

　　…………

　　王慧敏在县老干局局长任上，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除了元旦春节的1、2月，其他每月都要办一期老干部学习班。因为学习班的日期固定的，所以不用给龚老打电话，老人都会参加，很少请假，有时比工作人员还到得早。有一次，王慧敏对老人说：“龚老师，您辛苦的话就不要来开会。”没想到老人有些不乐意，说：“不能剥夺我学习的权利。学习可提升我人生的质量。”

　　5月13日，吉荣接到姐姐电话，说明天要上井冈山讲课，要她送妈妈去开学习会吧。第二天下起了雨，吉荣对老人说：“妈妈，今天下雨，不去了吧？”老人以命令的口气说：“要去。打伞！”吉荣马虎不得，奉命送学。4月14日，就因为没有送学，妈妈竟然“走失了”。姐妹俩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后来还是金城社区“龚全珍工作室”打来电话，才知道学习会结束后，老人直接去了“龚全珍工作室”，了解工作室工作开展情况。

　　吉荣说，老人现在正在写甘祖昌。问及此事，老人笑着对记者说：“我最大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写一段，又觉得不满意。我脑子不行了，对自己没有信心。希望在你们身上。你们朝气蓬勃，笔杆子就是你们了。”

　　精神“行者”——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常说，一个共产党员，做这么一点点事情，跟你爸爸相比，很惭愧”

　　女儿们常听妈妈说的话是：“你爸爸是怎么做的”、“甘祖昌的后代、家属，不能马马虎虎过日子”、“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做这么一点点事情，跟你爸爸相比，很惭愧”。

　　“上午到新城大队访问了陈荣恩，他跟我谈了兵工厂子弹厂的情况，在他家吃过午饭，他送我回家。一路上他说了几遍：‘甘祖昌领头修好浆山水库，我们这个大队才能把水引进来灌田，才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还有枧下、屋场、沿背都是吃浆山水库的饭，这件事要讲几百年。’这是出自内心的钦佩。”

　　30多年前，龚全珍把群众说给她听的甘祖昌事迹，记在日记本上。丈夫去世后，许多地方请她去讲甘祖昌，她婉拒过：“叫我来讲甘祖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后来她决定还是要讲，多讲。老人说：“讲的目的是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2004年盛夏，莲花县老干部局局长王慧敏在街上撞见龚全珍。老人戴着一顶草帽，当时已过80岁，但脚步稳健轻快。老人告诉她，乡下某学校想请她去讲传统教育课，所以，刚从不远的琴亭小学和凫村小学调研回来。王慧敏说：“以后您不管到哪去，打个电话给老干局，局里派车子跟着您。”老人连连摆手：“不要麻烦，走一走也是锻炼身体。”

　　原莲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朱福海，是龚全珍的老部下：“龚老师是我们县第一任关工委主任，我第一次看到她时，她衣服上是打了很多补丁。我很吃惊，她却说：‘甘祖昌的衣服都是有补丁的，跟他比，我差远了。’”朱福海说，关工委经常请老人到乡镇、机关和学校作报告。接待单位招待她吃饭，她却坐在一边，啃起自带的馒头或面包。她说：“我牙齿不好，吃这个好。我喜欢吃。”但她背后却是这样对老朱说：“学校里教育经费这么紧张，义务教育是不能收费的。搞这么多菜，吃不完多可惜啊。艰苦点不好？”

　　2013年5月23日，坊楼中学校长吴辉华说起一件事。2005年，他任下坊中学校长，为激励青少年刻苦学习，学校请龚老讲红色革命故事。中午，学校烧了几个菜招待她。老人说：“不必破费。你看，我带了馒头。我简单。”吴辉华告诉老人，反正是便餐，请她好歹吃一点。老人不便违拗，只夹了一点点菜。琴亭小学副校长贺景华说：“1995年，学校组织党员到韶山学习。中饭时，你猜怎么着？龚奶奶不见了！我们就去找她，发现她躲到一个地方，正吃她带来的饭！”贺景华感慨地说：“她是从饭里抠出钱来资助学生。”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龚全珍三次来到老干局捐款，一共有5000元。公荣说，那一阵子，老人天天写日记，惦着汶川。今年4月20日，老人写下日记：“晚上，看电视报道四川雅安发生七级地震，一百多人被泥石流淹没，人和房屋一刹那无踪影，这灾害真吓人，好在地域没扩大，救灾人车物资源源不断赶去了。党中央也调出了救灾队伍，一切会好起来的。建议我们党支部也该捐钱捐物支援灾民，我相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都会支援灾区同胞的。”

　　次日，她又写道：“雅安地区发生地震，遇难186人，万余人房屋倒塌……中央对灾区安排了解决办法，我们支部会不会参加救助？不管多少，总是一点心意，假如很多人帮助，力量就更大，我们应该伸出援助的手，尽一分力，这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当人们都在为她支持尹润娇、彭艳峰母女俩的事迹而感动时，5月15日，老人却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我和艳娇（即润娇）的关系，别人以为是我帮助她。这是天大的误会。开始是我向她学习，我住进敬老院，早上到门口走走，看到艳娇在打了霜的田里挖野菜。我问她挖野菜干什么。她说：养猪。她在附近一幢房子里做纺织工。我随她到她家看看，她有一儿一女。她说，儿女在城厢小学上学，比南岭的学校好，将来供他们上大学。女儿学习用心，有希望……我仔细看她走路，心中暗暗佩服：一个残疾人都有供女儿上大学的雄心壮志。就跟她走进一个简陋的家里，只有一间住房，猪栏在外面，搭了间草房。一只二十多斤的小猪在叫唤。她就叫女儿帮忙一块舀猪食。她边喂边说：“一只猪不好养，两只猪抢食吃，长得快。”我就说：“那就再买上一只。”她说：“没有钱。”我说：“我可以借钱给你养猪。”说完就掏出口袋里的钱给她：“先拿上这点钱，过几天发了工资我再补上一些。”

　　结语——

　　“我还要努力，还要学习，争取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雪莱说：“未来属于自己。”

　　龚全珍说：“我还要努力，还要学习，争取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烈士们走了，甘祖昌回到烈士们洒下热血的土地上，带领群众战胜一个个困难，实现了温饱的梦想；

　　甘祖昌走了，龚全珍握住丈夫递给她的接力棒，热衷慈善，济困扶贫，播撒爱国主义的种子，传递共产主义的信念。

　　信仰的力量在凝聚，精神的光辉在闪耀。彭艳峰说，曾经想过要出去闯，不当老师，现在才深深感到，自己是那么适合做一名人民教师。人生的价值不是说赚了多少钱，而是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王慧敏说，她从龚老身上学到了“认真”二字。龚老每会必到，每学必记，教育她每办一期老干部学习班，事前都要认真做好功课。甘艳梅说，受了奶奶影响，每年她都要带领员工为特殊学校捐衣捐物，她还资助了一名残疾人和一名困难家庭的孩子读完了高中，两人都考上了大学。但是这些“比起奶奶来，做得远远不够”。更让人欣慰的，龚全珍的四个女儿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奉献爱心，甘公荣还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老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她说，子孙后代的梦，就是她的梦想：“共产主义不是空话，也不是空洞的理论，几年、几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能用达不到的要求去要求。咱们建设步伐更快一点，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这个信念有。多数人生活好，才是中国最大的福气，子孙后代的福气。”

　　她还说：“我岁数大了，不能够到处去走走，但我能听到、能感觉到，这也是福气。”

　　采访结束，我们告别龚老时，看着她的满头银发，从心底涌上一句话：“祝龚老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