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温州公车改革(20121117)
发布时间:2022-08-24 20:51:33 作者:互联网收集 浏览量:882
央视网消息:
【采访人物】
陈 波 温州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长
徐有平 温州市纪委 副书记
周守权 温州市住建委主任
郭志坚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副局长
杨志敏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业务管理部主任
余建明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院长
检测员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陈 艳 温州市瓯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经理
林锦铭 温州市产权交易拍卖行有限公司经理
叶怀恩 温州市公务用车服务公司办公室主任
林战骁 温州市纪委常委
这是温州今年推行公车改革以来的第三场公车拍卖会,有197辆政府公务用车在这一天进行拍卖,此前6月24日举行的第一场拍卖会上,215辆公务用车以平均4.67万元的价格成交。其中,一辆牌照为浙C90051的奥迪车起拍价只有9000块钱,这样的低价让温州车改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并遭到媒体和民众的轮番质疑。
记者: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你们这个车改受到这么多的质疑?
陈波(温州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长):那我想有什么质疑的话,我认为都是经得起推敲的,经得起核实的。
温州市共有公车1790辆,除了保留工作必需的执勤执法用车。
400多辆以外,其余所有车辆都将进行拍卖和处置,比例高达80%。这样的公车处理数量在全国的公车改革历史上都是最高,因此在温州内部把此次公车改革誉为史上最彻底的车改。
虽然早在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但一些地方却把公车变成了一部分人的专用车,公车改革近年来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从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倡导公车改革以来,18年间有超过12个省市先后进行过公车改革,但效果似乎并不怎么理想。一方面,公车私用、公车滥用的痼疾难以革除;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过程中,甚至还滋生出新的腐败。
今年的7月13日有媒体曝出,河南某县在公车拍卖过程中部分车辆以千元左右的价格贱卖,被媒体戏称为公车卖出废铁价。辽宁省某地官员从2008年4月公车改革之后,就开始享受一年8万元的车补待遇,有人质疑车补成了一部分官员的变相福利。黑龙江某地公车改革后,在部分干部中间却出现了车照开、钱照拿的现象。
另外,以往车改中随意违规却没有被问责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一系列问题接二连三地浮出水面,也让舆论对公车改革由最初的殷切期盼逐渐转为了冷眼旁观。那么,对于势在必行的公车改革,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此次温州车改到底能否经得起重重拷问呢?
今年4月10日,温州市的公车改革正式启动,除公检法、劳教、医院、学校等单位暂不参与改革外,全市的89个直属部门,351个行政事业单位面临改革,涉改人员为12101人,尤其是市管领导成为此次改革的切入点,所有涉改单位的一把手必须带头交出自己的配车,一辆不留,从而有效扫除领导干部这一群体对改革带来的阻力。
徐有平(温州市纪委 副书记):整个温州这次车改还是比较彻底,留用车辆很少,像我们纪委的话几乎就是除了省管领导干部之外,几乎就没有(人)留(车)。
据车改办统计,去年一年温州1790辆公车的,运行经费在1.44亿元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驾驶员的工资开销。庞大的行政开支让公车改革迫在眉睫。因此,此次温州车改的目标是要降低百分之十五的行政开支,并以此制定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的改革思路,也就是说取消公车之后,对温州市内的公务出行实行货币补贴的方式,对于长途和重大应急的公务活动,通过市场化租车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当补贴标准等车改具体内容一经公布,即刻遭到来自公众和媒体的质疑。
此次温州车改在全国来说,因处置公务用车数量最高,涉改干部行政级别最高,车改后的补贴最高,便被外界称为三高车改。其中最触动公众神经的莫过于高额车补,温州车改方案规定一个正处级干部交通补贴每月最高可达3100元,这在全国范围进行公车改革试点的城市中都数最高,相当于温州市区最低工资标准的3倍。
记者:我看当时网上就有一些人质疑温州的车改,说你补贴标准高,补贴它一出来一个3100(元)。
陈波:我说怎么会出来一个3100(元)的概念呢?这就像补贴一样的,它应该完整地反映。
记者:那3100(元)的确是你们文件上有这个数。
陈波:他就没有真实地反映一个叫你是分了七档,这个叫同一个级别当中它分了三类档,所以我讲我们始终还是认为2800(元),这个大家是一个均数,我想这样就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情况。
在陈波看来,外界一直炮轰的3100元最高车补,其实只是一个特例,车改后,只有18个工作最为繁忙的单位的18名正处级干部能够享受此待遇。温州车改方案规定货币补贴的多少按照不同部门的公务繁忙程度分成三类,再按照具体人员的行政级别分为七档,因此这次车改中只有18个一类单位享受3100至500元的车补标准占车改单位的百分之二十,52个二类单位,也就是此次车改中百分之六十的单位都享受2800至400元的车补,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18个三类单位,因公务出行相对较少,所以享受2500至300元的车补标准。
温州市住建委主任周守权,就是享受每月3100元最高车补的处级干部之一。
记者:您看来,就是一个月3100块钱的车贴够你自己开车的费用吗?
周守权(温州市住建委主任):不够,现在在温州市区开车大概每一公里需要一块钱左右,3100块钱的车贴也只能说是对我油费的一种补贴,还要加上我们自己买车的车辆的折旧,还有车辆的维修,还有车辆的保险,最大的原来我们一个公车还有一个驾驶员,你现在给我们补3100元还不够我们原来驾驶员的工资。
记者:从你个人角度来讲,这个车改你是愿意留车呢?还是愿意参加车改呢?
周守权: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是选择留车,但是选择是不可能的。
记者:为什么你愿意选择留车?
周守权:作为工作上的需要,如果留车对我工作上要方便得多。
在车改推行近4个月时,周守权将不得不告别已经持续多年的专车生活,以后所有的公务出行只能靠自己解决。
记者:那现在你的车交了吗?
周守权:还没交,今天晚上要交了吧,今天交,我刚才还是坐着公车来的。
记者:比如你上下班,过去有车的时候,那是司机去家里去接你上下班吗?
周守权:是,司机接我去上下班。
记者:上下班你觉得也算是一个公务活动吗?
周守权:应该说不算公务活动,但是我们有了公车以后,往往这也是假公济私的一种表现。车改以后,对我们每一位干部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取消了我们的专车,没有专职驾驶员给你开车了,那我们只得自己开车,这个考验就来自于我们执政的考验。
一方面,最高每月3100元的车补广受质疑;另一方面,像周守权这样拿着最高车补的既得利益者也并不满意。那么,温州车改的补贴标准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呢?
徐有平:更多地是从我们当地的实际出发,也考虑到物价,整个一个地方的消费水平。当然,哪一个标准比较合理呢?也很难说,因为改革是一种摸索,本身探索的过程是不是完全科学合理,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去完善。
据车改办解释,此次温州车改采取车补差异化,不搞一刀切,这在全国都是首创,也是温州车改的一大亮点,但是车补等于给所有的公务员,在工资之外又多发了一份钱。有人质疑,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福利吗?
林战骁(温州市纪委常委):它并不是福利,而且这个钱是发到公务卡里面,它又不能提现,它只能用于交通方面的支出。
在车改方案制定之初,车改办就考虑到要杜绝把车补私收囊中,所以明确规定车补只能存入,专门的市民卡专用账户中不能以工资形式出现,市民卡就像医疗卡一样,存入的车补无法取现,只能用于搭乘公共交通、加油、车辆维修、购置车辆保险和交付高速费用等一系列跟车有关的项目。
记者:但是它可以加油,可以上保险,也不限制哪一辆车具体使用,事实上你其实对发的补贴的实际用途你是没有办法监管的。
林战骁:如果说是从制度设置来讲,我们主要是考虑就是总体的一个改革方向的问题,而不是说具体到一个非常地细化到,就是说你拿去的钱是非常清楚地可以分出来,哪一块用到公,哪一块用到私,我想这个是很难去甄别的,只能是我们从面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对温州车改的一系列质疑声中,饱受诟病的一点就是车补的多少与行政级别挂钩,众所周知一般科员外出执行公务不见得比官员少,但按照行政级别,一般科员的车补却只有300至500元,既然说车补不是变相福利,为何又要按行政级别进行补贴呢?
记者:公务活动实际上跟行政级别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可能不是完全是一一对照的关系。
徐有平:我们也曾经有设想,假如说能够科学把它量化掉,那是最好的,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是最明显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量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陈波:我们经过一些分析以后认为这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认为这个也是切实有效的一种方式。
记者:为什么你说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呢?
陈波:如果说这个选择要去界定这个公务,从某种角度讲,它能界定,但操作性不强,另外关键是难度比较大。
记者:但是在车改过程中,按照级别来划分这种车的补贴,是不是相当于也是变相地承认了他们过去使用车的这项权利?等于尽量减少他们在车改过程中他利益受损的这个程度?
陈波:如果说让他去选择的话,他肯定还要选择留一辆车子,给他相对工作也好,带来便利,他还是愿意选择的,他首先想到不是补贴,这肯定是这么选择的,我讲这纯粹是算经济账。还有一个,这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这种调整对他是一种冲击,是一种转变,那就是更大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公车更多的时候代表着一种身份和特权,公车改革就意味着取消身份和特权,这其间的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其实,早在8年前,温州便开始酝酿车改。当年,由于内部的利益格局难以打破而最终搁浅,时至今日再次启动,让人担忧的是8年前没有推动的车改,在今天就一定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吗?这次又将如何破除曾经难以打破的内部阻力呢?
对于陈波来说,如今外界的质疑并非他关注的重点,如何在内部将车改方案切实可行地推行下去才是让他头疼的问题。
今年7月16日上午9点,陈波再次约见了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主要领导,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跟质监局一对一地协商车改方案了,但是时至今日未能确定方案,用陈波的话说,这是一根不好对付的硬骨头。
郭志坚(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副局长):这个(摄像机)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在这沟通不就行了吗?
陈波:他们正好凑巧,凑巧他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去考虑一些公车改革当中的一些工作对接情况,了解一下。
车改推行以来,质监局的车改方案迟迟未能确定,主要原因就是留用车辆的多少问题。此次温州车改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车改以不影响正常工作需要和公务运行效率为前提,所以对于一些需要日常巡查执法的部门还是按工作需要留用了大约400辆执勤执法车辆。按照车改方案,这些留用执法车辆的单位按照8个人员编制一辆的标准严格执行。
郭志坚:如果就是说,你说严格按8个人一辆(车)的话,监管任务这么重,那我们想比如说留一辆车或者一辆车子,这是至少的条件。我想的是这样考虑我们的诉求能够给我们支持。
在郭志坚看来,质监局抽检任务重,原有的执法车辆都不够用。如果按照8个人留一辆执法车的标准严格执行,那他们的执法车辆不仅不增加,反而减少,这让他们难以接受。车改方案推行中最让郭志坚头痛的是他们质监局下属的检测院。检测院目前一共有57名在编人员,原有8辆公车,全部属于工作用车,按照8个人一辆的留车标准,他们可以留下7辆车,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检测院最初报给车改办的方案却是全部上交,一辆车都不留。
余建明(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院长):作为内部来讲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全院大概五分之四的人吧,都跟车没摸着过,但由于这个车大家的车贴都少了,所以大家呢,可能心里也都要有个做思想工作的过程吧。
温州车改方案规定,只要保留执法执勤用车的单位,所有编制内人员的车补都只拿原有补贴的三分之一,以补贴执法之外的其它公务用车花费。检测院之所以最初选择不留车,单位内部矛盾是主要原因。因为检测院有40名检验人员常年工作在实验室内,从不接触公车,他们希望上交全部公车拿到全额车补。
记者:那你们对车改是什么态度啊?
检测员(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车改我们还是比较持肯定的态度,觉得这个也还是比较好的。
记者:好在哪儿呢?
检测员:因为车改以后嘛,其实可能比如说一个,大家可能也有个各个渠道都有一个补贴的东西,那个专属性可能比较强一些。
记者:那你比如说像你们单位,他们那些检测人员,他们会觉得有点不公平,那你觉得呢?
检测员:我觉得这样子,公平不公平,其实很多东西也是相对的,也要综合考虑一个大局,对吧?你不能说针对某个,一个人这样去谈这个公正性,对吧?因为这个也是个趋势。
在检测院里检测人员占了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属于大多数的人要求不留车要车补,但这样的车改方案遭到了17名抽调员的反对,每天在外奔波的他们认为没有车影响工作不说,几百块钱的车补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出行成本。
杨志敏(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业务管理部主任):公车改革的话,那么对我们的工作就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记者:在你们看来还是暂缓暂不要改可能更好一些?
杨志敏:对我们部门来讲,我们是这么想的,我们这个部门的话就是说确确实实需要这种车的,车的用途比较大,要是完不成任务的话,那么我们领导包括我们行政部门,对我们施加的压力也是蛮大的。
一时间,在检测院内部对于8辆工作用车的去留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正是这种补贴方式让一些单位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像检测院选择不留车,正是为了拿到更多的补贴,有人为检测院算了一笔账,2011年排除驾驶员的工资开支,他们8辆公车的运行开支251108元,如果上交全部公车,对57名编制内人员发放全额车补,检测院能够领到车补总额可达到330996元,也就是说,如果这样改,检测院可以支配的经费多了79888元,针对这样的情况车改办又将如何处理呢?
记者:那当时有没有单位就是说,它为了拿车补,它宁愿把车交上去?
陈波:从保障工作,又要降低这个运行费用这么一个基本要求去研究、制定,所以说这里头是我们需要把关的,所以我们是两句话,叫应改尽改,当留则留。
车改中,每个单位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试图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面对不同单位的小算盘,车改办针对是否留车的问题只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不留车是否影响工作;二是车改后的费用是否增加。而检测院如果不留车,对日常的抽检工作肯定影响很大,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检测院都是必须要留车的单位,但是因为内部的利益难以调和,所以迟迟不能确定车改方案。其实,针对检测院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按照车改方案如果选择不留车,在各单位车补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可根据岗位用车的不同对车补进行100至400元幅度的调整,依照这样的规定检测院其实可以把车补更多地补给需要经常公务外出的岗位,但余建明却希望检测院在留车的同时,让平时从不外出的岗位拿全额车补,需要公务外出的岗位拿三分之一的车补。
记者:你其它部门跟车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发车补呢?
余建明(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院长):因为我们从领导到职工大局观念遵循市政府的文件规定吧,大家这边容易想通一点,但是文件里头没规定的,人跟人相比觉得自己吃亏了,这个心理状态可能会大一点。
记者:那实际上我理解,这种心理还是把这个钱当作是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还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是公务用车的补贴,在他们看来。
余建明:那肯定,社会上的人总是各种看法都有吧,社会的和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吧。
内部的利益难以取舍,矛盾难以平衡,这种情况绝非检测院一家存在,而最终这些问题都要汇集到车改办。但是在车改方案中,并没有针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硬性标准,只有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杜绝公车私用这三点不变的标准,于是也就需要车改办和每一个单位商谈具体的车改方案,甚至是讨价还价。
陈波:他拿的补贴可能跟他个体也讲,可能这里头你说完全相对应的,这句话是不能肯定的。
记者:你就说只能算大数了。
陈波:在实际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么一个机制建立,它落实到位去真正体现,我想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个过程。
车改,换言之就是在进行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如何进行再分配,如何通过制度来规范人性的私欲,杜绝原本附着在车轮子上的腐败呢?
从6月24日第一次公务用车拍卖会后,网友便质疑温州此次公车的评估价过低,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第一场拍卖会上,那辆牌照为浙C90051的奥迪车评估价只有9000元,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记者来到了给这次温州车改全部公车进行价格评估的瓯江资产评估公司。
陈艳(温州市瓯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经理):这辆车它的购置时间是2000年的,到现在的话,按照我们现场勘察的话,它行驶里程已接近30万公里,对于一汽奥迪,其实这辆奥迪是旧款的奥迪,相对来说现在来说早就已经停产了,它的配置什么东西的话现在已经是很难取得了,可能众所周知的话,年检超过十年的车应半年检一次的,那么它们的年检成本和营运成本都是很高,所以它的持有成本也是很高的。
陈艳表示,此次对涉改车辆的评估严格遵守了评估程序,但陈艳也承认他们给出的评估价略低于一般的二手车市场价,这与温州车改的评估目的公开拍卖有关。
陈艳:团购的价格跟你零售的价格,肯定是会有差别的呀。
记者:你的意思就是说卖车人来说相当于是批发一样的?
陈艳:对。
记者:买车人相当于零售。
陈艳:是的,是会比那个当下的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是会低一点,这个就是说我们选择评估方法的时候,考虑的评估因素里面数量也是一种因素。
因为车辆评估价并非市场价,车辆最终的价格是要通过多轮竞卖才能确定的。记者查阅拍卖资料发现这辆起拍价只有9000元的奥迪车成交价却高达69000元,身价一下涨了7倍。
记者:评估价和市场价反差这么大,是不是和当时评估的时候稍稍有点低了呢?
林锦铭(温州市产权交易拍卖行有限公司 经理):我认为低不低最好,是市场价格算,因为这个一个评估所,它也有按照自己评估的规则来进行评估的。
记者: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按照那个正确的评估规则来评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林锦铭:对,因为每一辆车情况都不一样。拍卖有一个功能,就是弹簧功能,如果你评估的价格和市场价是一样的话,那么这个就不能吸引那么多客户来报名,参加竞买。稍微低一点,那么他们就觉得这辆车还可以来试试看。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把评估价定得低一点吸引更多的人来。
林锦铭:稍微低一点,不要太低。
在全国各地的公车改革中,不公开、不透明、走过场的拍卖屡见不鲜,为了防止这种现象,温州对社会全面公开了拍卖公车的过程。我们在温州采访期间正好赶上第三次公车拍卖会,在拍卖会之前的一周我们在《温州日报》上看到了拍卖行刊登的拍卖车辆信息公示,其中列明了每一辆公车的来源、起拍价,所有车辆面对全社会拍卖,没有任何身份限制,拍卖会前我们专门来到了报名现场。
第一次拍卖会后,所拍车辆以4.67万元的平均价成交,首先引来的质疑就是这些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了?
林锦铭:公车通过拍卖应该是增值拍卖,价格是升了,不是降了。
记者:为什么这么讲呢?
林锦铭:通过十几人、二十多人举牌才竞得一辆车子,这个价格的成交价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一。
记者:就跟评估价相比。
林锦铭:对,215辆车均价是650多万,我们拍到1059万。
据温州产权交易拍卖行有限公司的统计,此次温州车改进行拍卖的公车平均车龄都在8至9年以上,甚至有些车已经将近报废,这样的老旧公车通过拍卖的形式不仅没有贱卖,反而是增值出售。在车改办和质监局进行车改方案协商的会议上,质监局副局长郭志坚无意中说起了自己在此次拍卖会上拍得的一辆公车。
郭志坚:我就是说人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那种场合当中争起来,坏东西也当好东西,就是这样的情况,我那辆车17万公里,十几年时间。拍的价是2万5,结果拍到5万8,主要是我马上没有车子了,有车比较方便一点。
郭志坚刚从拍卖会上花了两倍还多的价钱开回了一辆跑了17万公里,已经有10年车龄的帕萨特轿车,记者采访期间一直在修理厂进行检修。
郭志坚:我自己那辆车蛮好的,它这辆车不大好,开起来,我有修过两次。
记者:你觉得这个车怎么样?值5万8吗?
郭志坚:感觉不大好,不过当时气氛,有的时候不好的东西,人家抢着要也变好东西了。
这次温州车改方案中,温州市公运集团专门组建了一家公务用车服务公司,为市级机关远程和应急公务提供租车服务,远程租车发生的费用是由各个单位另行报销,但对额度有明确限制,行政单位全年租车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涉改人员整体车补的百分之十五,事业单位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记者:我记得你们当时一开始发放补贴的时候,实际上是按照总经费节约百分之十五的标准来核算的,然后来发放补贴。如果你剩下的百分之十五再填上去,那不就是等于整个车改一分钱都没有节约吗?
陈波:这个百分之十五跟百分之十指车补总额的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十,它是在这个总量以下的。
记者:就是在百分之八十五那个部分里头了?
陈波:对,就是设定目标当中的,就是总额。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样的限定目标如何达到?租车费用和租车公司又能否杜绝公车私用呢?
记者:所有的车辆它的运行情况在这里都能显示吗?
叶怀恩(温州市公务用车服务公司 办公室主任):我们对各个车辆都安装了GPS监控系统,每15秒钟就会上传一条信息到这个系统里面,随时都可以监控车子的具体位置。
记者:随时都可以?
叶怀恩:对,随便你在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实时查到它的历史轨迹。
记者:那我们就随便查几辆车好不好?
叶怀恩:好的。
一般情况下,部门领导可以通过电话或电脑来下单预约车辆,下单时要明确出发时间和目的地,订单一旦成功系统中就会有显示所有车辆的行车轨迹都会在公务用车公司的地图上显示出来。在查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7月14日温州国内经济合作办公室在租车公司预约了一辆车,但这辆车却停在车库一天没有走。
记者:那这种情况,到底是撤单了还是没撤单?
叶怀恩:一直停在我们停车场。
记者:等于说它订了这个车,但是它没有用?
叶怀恩:对。
记者:但是又没有取消?
叶怀恩:对。
经记者调查了解,因为在我们采访时,这套系统刚刚运行不过20天,大家还不太熟悉新的流程,所以国经办在取消用车时还是遵循老习惯,只是给当班司机打了电话没有在系统里加以取消。车改办的工作人员说,车载GPS是他们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
林战骁:我们现在想从两个方面去监督,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GPS的这个监管的端口要装在我们的纪委,而且这个对它的行驶的轨迹跟它的目的地要相符,如果不相符,它能够自动地警示,这是一个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对用车单位的要求。
车载GPS不仅对租车公司的车进行安装,而且对所有留用以及暂缓改革单位的工作用车通通要加以安装。
记者:比如说我们今天采访的那个部门质检院,院长他也承认他自己有一辆车子,他现在要求的就是缓改,那么他那个院长的那个车子他还可以自己开吗?
叶怀恩:不行,也要统一纳入我们的监管。第一,不能用于上下班;第二,双休日要停在车库;第三,晚上要定点停放。
记者:就是他的那辆车子也会装上GPS。
叶怀恩:是的。
车改难,从根本上说其实是公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在车改方案中,我们只看到了任何单位不得隐瞒车辆实际情况,不得擅自处理或留用等九不准条例,但没有看到明确的责罚标准。全国很多地方的车改都因为监管不到位而失信于民,被媒体形容为雷声大雨点小。那么温州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林战骁:如果留下来的车子还是车子照坐,补贴照拿的话,那我们这个车改就是失败的。
记者: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我们纪委对这块决心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要罚款或者是扣这个车补,或者是扣奖金,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如果更严重的那么我们可以采取组织措施。比如说要通报批评,要降级或者调离岗位。如果再严重的我们可以给予纪律处分,这个我们都是有想法,也是下一步要去做的。
记者:但是这些经济措施,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文件里没有看到。
林战骁:我们马上要制定,我们正在制定。
近几年,很多城市的公车改革都采取了货币补贴的形式,有专家称之为赎买制,并且认为这无形中等于承认了公车私用的特权。与新加坡、日本等一些较为完善的公车管理制度相比,它们的公车数量不仅远低于中国,而且在严格控制公车私用、杜绝特权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的法律规定,如严格控制公车配备的数量和规格,只给极少数首长级公务员配备不限用途的专车,绝大多数公务员则以公共交通和市场化租车为主按照最短距离所需要的交通费用,采取实报实销,同时也有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公民素质来防范公车私用等情况。为此,很多人对温州车改中公私不分的货币化补贴提出质疑,难道公车改革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吗?
记者:理想化的改革方式,所有的公务活动就是打车、打车完报销,完全没有公车,你觉得阻力和障碍最大的在什么地方?
徐有平:最理想的就是老百姓、人民群众要求的,你每个领导干部都没有专车,然后每个人反正一视同仁都坐公交的,你是因公的给予报销,这个不就很好了吗。当然这个办法是比较彻底,实际上可能就我们感觉实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你想一下子一个改革完全不谈,把这种差别全部打掉、消除掉也是不现实的。
徐有平认为实报实销的公务用车方案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依旧具有不可掌控性,也仍然会让一部分当权者有漏洞可钻,而以总体行政开支降低百分之十五为目标采取限额货币补贴,限制租车费用,实际上会更有效果。
记者:很多人的意见就是说,过去只有少数人所享受的特权,现在变成一个普惠制的特权了。
林战骁:但是总体上是下降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也是原则。
徐有平:假如车改后比车改前支出还要大,那么意味着我们这个改革是失败的。
记者:在你看来,你们现在的车改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徐有平:应该是一个过程,但也不是说做不到,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温州这么一个人情社会,公车改了,车子也不能体现了没有这种好像是当局长的感觉了,开玩笑是这样的。
记者:那你觉得这种感觉对吗?
徐有平:这种感觉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形成的,也是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想一天就把它改变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
表面上看,公车改革需要遏制的是依附在车轮子上的腐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破除以及官员思想上的改变,让纳税人的钱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林战骁:最难的还是观念的转变,观念转变的最根本的,最后就是说达到一个目标。干部也好、领导也好,没有这种领导的感觉。
记者:这种观念的转变,真正需要他们改变起来的是需要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刺激他才能做得到?
林战骁:一个就是说我们把现有的、老的这种公务用车保障制度要用新的这种制度来代替,这种方式上进行转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工作的任务落实的方面,我们要有一个考核机制,也就是我们现在推出的考绩法,思想观念的转变,还有工作方式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想这次车改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通过改革以后,我们就促使他们要转变这个观念,转变这个工作方式,转变观念也就是说原来的想法,有车我才能去干活,这个只有坐公车才能干公务,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个必须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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