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武士：美国特种部队内幕 2

1944年8月11日02时00分，法国中部

在被德军占领的法国中央高原卢瓦尔省以南的科雷兹行政区上空，一架英国斯特林轰炸机在低空飞行。它是3小时之前从英国的一个基地起飞的，正加入由斯特林和哈利法克斯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向德国飞去。这架飞机在法国上空做了一个假动作，然后脱离机群，掉头向西飞向英国方向，并不断降低高度。当它下降到一定高度，进入德国雷达的盲区之后，又转了个弯，随后便向东南方向飞去。

这架斯特林飞机上没有装载炸弹。在它那狭窄的机身里，有一支由10人组成的法国空军特勤队（SAS）侦察小分队、准备空投的物资以及战略情报局⑴一个代号为“詹姆斯小分队”的三人别动队。空军特勤队侦察小分队由一位姓沃捷的上尉指挥。詹姆斯小分队的成员是美军中尉杰克·辛格劳布、美国技术军士托尼·邓诺以及化名多米尼克·莱布的法国陆军中尉。

詹姆斯小分队队长辛格劳布是加利福尼亚人，是从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第515空降步兵团调到战略情报局的。（在一只脚的踝骨骨折之后，他还想做一些有用的事，因而接受了专门培训，成了一名爆破专家。）

邓诺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身材很像歌手西纳特拉，精力十分充沛，喜欢夜间跳伞潜入敌国的行动。他是个无线电员，也是个神枪手。

那个法国中尉是一名来自布列塔尼的贵族，真名叫雅克·列贝尔·德彭杰利。法国抵抗运动军官往往都是隐姓埋名的，因为纳粹经常对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雅克（多米尼克）是小分队不可缺少的成员。他的法语肯定比美国人流利。更重要的是，对法国复杂的政治情况的了解，他比辛格劳布深入得多。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派系斗争激烈，各派都希望在战后领导这个国家——这个运动的右翼是保皇党人，左翼是共产党人，中间是戴高乐将军的追随者。除了共产党人之外，其他派别都没有把这些分歧带进与纳粹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想把纳粹赶出法国，但是他们对战后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国家同样也很感兴趣。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们都予以合作。雅克是戴高乐的支持者。

辛格劳布背着降落伞，靠在斯特林飞机的舱壁上。多米尼克和邓诺也弯腰坐在他身边，不过他们都没有说话。飞机发动机以及螺旋桨转动的轰鸣声使他们无法谈话。他们都穿着英军的迷彩服，戴着伞兵头盔。辛格劳布的胸前挂着一个法国小风笛的口袋，里面装着密码本和10万法郎。他的腿袋⑵里放的是身上带不了的枪弹和手雷。他有一支西班牙造的9毫米骆马手枪。之所以选用这种枪，是因为在被占领的欧洲9毫米的子弹比较容易得到。

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在发生变化，飞机在减速。

在长方形的后舱门——跳伞舱门，亦称大兵洞——附近，是经过严格高难度训练的空军特勤队。很快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舱门跳了出去。一名机组成员把物资包推出飞机。

接下来跳的是詹姆斯小分队。

他们朝那个黑洞洞的、风声呼啸的后舱门走去。

“还有3分钟左右，”皇家空军一名跳伞长对着辛格劳布的耳边大声说。

他们把张伞索钩在钢缆上，相互检查缆索环上的夹子是否有问题，同时再次自我检查了一番。辛格劳布从舱门向下看去，只能模模糊糊看出黑压压的树林和色调较浅的田野，看不见任何灯光，但能看见几条道路。

3颗橙色信号弹照亮了下面的夜空，那是抵抗运动伞降场地的信号。辛格劳布知道，与此同时，一名抵抗组织的地面控制人员正在向飞行员发出预先规定的闪光代码信号。如果代码字母正确，他们将屏住气从舱门跳下去。

“走！”跳伞长在辛格劳布的头盔上拍了一下，大声喊道。年轻的中尉纵身跳进黑暗的夜空，在离地面800英尺的地方，他把脚踝和膝盖并拢，双手紧贴毛料裤子。他在黑暗中向下坠落，随着他所熟悉的呼啦声，他的降落伞打开了。（美国的降落伞有所不同，是在张伞索绷紧的一刹那将伞打开的，但那样很可能会出现意外。英国的降落伞要等绳子绷紧之后才会打开，这是比较安全的开伞系统。不过，美国的伞兵胸前有一个备用伞，而英国人则没有。如果他们的降落伞出了毛病，那就全完了。）

辛格劳布抬头看了看自己的降落伞，看见他的上面还有两个伞——是多米尼克和邓诺。在他们后面还有四个小伞——那是他们的物资。

为了这一时刻，他接受了长期艰苦的训练。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个早晨，在华盛顿特区军需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是响应号召去的——他们需要会说外语的志愿者（他的法语说得不错），需要愿意到敌后执行危险任务的人。

发出这一个号召的是战略情报局。辛格劳布对这个机构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从事海外秘密情报和破坏活动的，它的负责人是那个传奇式的将军“野蛮的”比尔·多诺万。这很合辛格劳布的心意。

那场面试让他难以忍受。不过，他们觉得他也许符合战略情报局的要求，于是让他第二天上午到总部的停车场集合，然后乘车前往国会乡村俱乐部。这个名字并非别出心裁。从前，国会议员确实常去那儿饮酒、打高尔夫，但战争使它成了战略情报局的训练营地。不过它仍然保留了国会式的豪华：水晶吊灯、真皮座椅、镶着贵重框架的油画、上乘的瓷器。

实际上，在国会乡村俱乐部进行训练，似乎与战略情报局的普通志愿者的身份很不协调。多诺万原本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具有贵族血统，和当时比较有名的常春藤联合会（美国东部八所名牌大学的联合会）有着广泛的联系，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挑选他来组建新情报机构的，所以他在这样一个特权阶层的俱乐部里组建起他的战略情报局，也就很自然了。大多数高级军官都来自名牌院校毕业生占主导地位的职业。他们也像杰克·辛格劳布一样，在这个10月的早晨来到这里。然而他看到的不仅是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在场的还有像他这样给人以刚毅感觉的空降兵中尉，他们也像他一样来自候补军官学校或者预备军官训练团⑴（战争使他中断了大学的学业），这使他觉得轻松了许多。

欢迎他们的上校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们即将面临的挑战：

“你们被选送到这里来，是为了检验你们在敌占区与抵抗组织并肩作战的适应性。……我说的是游击战、谍报活动和破坏活动。显然，谁也不怀疑你们的勇气，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你们是否具有执行这些行动所必需具备的素质，因为这些行动的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

“游击战要求行动迅速，主要在夜间活动，行动之后就分散到乡村地区，然后在数英里之外重新集结。一名游击队领导人所具备的技能，应当和最优秀的丛林战士或者印第安侦察兵一样。”听到这里，辛格劳布为之一振。他素来喜欢户外运动——狩猎、捕鱼、野营——虽然他也喜欢操场上的训练和以团队形式出现的体育比赛，但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只要有时间，他就徒步去海谢拉森林。在树林中和荒郊野外，他觉得如鱼得水，非常高兴。

“我们不是寻找孤胆英雄，”上校最后说。“当然，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你们的勇气将受到考验。我们需要成熟的军官，要能够迅速有效地训练外国的抵抗组织，积极领导他们展开活动。如果我们对你们的潜力不完全满意，就会分配你们去执行普通任务。”

在随后的几星期里，辛格劳布和他的战友们一面学习基本的游击战技能，一面接受考核——如何在夜间隐蔽运动（穿越曾经被修剪过的草地），如何破坏铁路道岔、电力变压器以及桥梁等目标。但最重要的是，要考验他们能否在心理上承受让他们去完成的任务。到了敌后，他们将孤军作战。他们能否很好地坚持下来？他们能否很好地处理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和灾难？他们是否能够指挥和控制那些只有匹夫之勇、不动脑子的人？

为达此目的，每个小分队都有由教官渗透进来的“奸细”，故意把事情搞乱。如何对付这个人，对于小分队的最终成绩评定往往很重要，而且比能否把模拟炸药安放到铁路路轨上重要得多。

一旦他们成功地跨越了这些障碍，战略情报局就把他们送到B-1地区。这里原先是马里兰州西部一个童子军营地，后来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周末度假场所——香格里拉。战后这里成了总统的度假区，也就是现在的戴维营。

在这里，训练中突出了各种技能的培养，特别是徒手格斗。

训练他们的，也许是世界上顶尖的教官——英国少校威廉·费尔贝恩。他是举世闻名的费尔贝恩双刃刀的发明者（是突击队员近距离格斗的首选武器），也是突击队员徒手格斗训练课程的开创者。费尔贝恩的理念非常简单：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你要能熟练使用盟军和敌人的各种武器，熟练得就像参加棒球大联盟赛的运动员本能地挥动球棒那样。

他们从早到晚都在进行这种训练——此外还有早晨的跑步，克服迷宫般的危险障碍，夜间匍匐通过寒冷、雨水浸透的林区去安放模拟炸药，进行密码编制和秘密无线电联系等科目的训练。

当年12月，辛格劳布乘坐“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轮前往英国。到了那里之后，他继续接受训练。领导他们的是英国特种作战指挥部。这是负责英国所有非常规作战群体的总机构。它不仅负责空降、侦察机、快艇、潜艇中队的训练，而且在世界各地进行秘密特工训练；它具有一批造假专家和地图绘制专家，足以使几百个詹姆斯·邦德⑴忙得不亦乐乎。由特种作战指挥部训练的谍报和破坏小分队，被派往被占领的欧洲开展活动已有一段时间。现在，战略情报局联络小组也已经进入法国，参与到秘密活动之中。战略情报局的这些小分队很快就将发挥较大的作用。

与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训练难度相比，在英国的训练毫不逊色。开始时，训练重点在跳伞和实弹射击。但却不断加大了如何应付可能遇到的实际情景的训练——秘密活动的技能以及掩护身份的编造。那些不能通过测试的人都被送回了正规部队。

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全都被编成了三人一组的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一名美国或英国军官、一名法国军官以及一名无线电员。这些小分队将空降到被占领的法国，去组织、训练、领导法国抵抗组织，以支持盟军的登陆。当时的希望是，到盟军登陆时，抵抗组织的人员将数以万计，纳粹占领军将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将从西面的诺曼底压过来，而抵抗组织将在后方搅得德国人不得安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粹对平民百姓的报复，在盟军登陆之前，抵抗组织游击队不开展大规模袭击，这一点非常重要。抵抗组织的目标和时间表应当与盟国的总体目标相协调。这就要求在具有极大压力、高度危险环境中的抵抗组织在心理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相当敏锐。

这个行动的代号“杰德堡”是苏格兰一座城堡的名字，所以它的小分队就被称为杰德堡小分队。

辛格劳布降落在齐腰深的灌木丛中。他就地一滚，然后站起身。他把降落伞卷成一捆，看见多米尼克和邓诺在50米开外安全落地。

树丛中出现了黑色的人影，轻声用法语呼叫。有些人过去寻找空投物资的降落伞。大多数人都立即散开构成一道环形防线。有个人走了过来。这是他们的联络员，是英国特种作战指挥部的军官西蒙。他解释说，他们的降落地点离一个叫博讷丰的村庄大约3公里，离位于埃格勒通的德国兵营大约20公里。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杰克·辛格劳布终于进入了被占领的法国。当时他23岁。

很快，这3名杰德堡小分队的成员就准备上路了。那台沉重的电台藏在邓诺的背包里。辛格劳布把弹匣装在冲锋枪上，把保险栓拨到击发位置。他们把降落伞处理掉之后，把背包背在肩上，跟随西蒙和抵抗组织进入了夜幕笼罩的树林。在行进过程中，辛格劳布从职业军人的本能出发，满意地发现抵抗组织不仅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武器装备也不错。他们在行进时相互之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他们前面有一个尖刀班，两侧有策应。

他们所面临的形势是：当时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法国国内武装抵抗组织有8000余人，其中5000人属于受过良好训练、装备精良的戴高乐秘密部队（AS），其余的大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游击队。虽然这两者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和合作，但是自从诺曼底登陆以后，抵抗组织对德国兵营和车队的袭击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盟军在诺曼底滩头似乎即将取得突破。一旦如此，盟军将迅速沿卢瓦尔河挥师西进。他们很有可能在第二个地点发动进攻——从地中海沿岸到法国罗讷河谷——这将对德国人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卢瓦尔河起源于法国南部，先向北后向西流经巴黎以南100公里的奥尔良省，最后向西流入大西洋。这条大动脉穿越科雷兹省，第89号国家公路把海岸城市波尔多与罗讷河上的里昂联系起来（罗讷河在卢瓦尔河东面，向南流人地中海）。第89号公路是德国人的后勤补给线——也是他们从法国西南部撤退的必经之路。由于这个原因，公路两侧的德国军队都具有相当的战斗力。部署在公路沿线的德军配备了2000多门老式火炮和装甲车辆，扼守着公路沿线的4个要冲（蒂勒、布里夫、埃格勒通、于塞勒）。受过专门训练、具有机动能力、专门对付抵抗组织的德军，则装备了轻型装甲车、卡车和侦察机，随时准备消灭自由法国抵抗组织的武装。德国人意在保持罗讷省内第89号公路的畅通。

另一方面，抵抗组织在地形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法国的中央高原地势险峻，有许多军事上可以扼守的要地。公路和铁路都穿过科雷兹省狭长的山谷地区。那里有许多桥梁、高架道路、涵洞——有许多可袭击的目标。更有意思的是，盟军在诺曼底的突破将切断在法国西南部的德军的退路。盟军在横扫罗讷河谷之后，将收紧口袋，使德国人成为瓮中之鳖。抵抗组织在中央高原举行大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抵抗运动从盟军的空投中得到了现代装备。他们希望得到，而且也确实需要更多的武器装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詹姆斯小分队的任务是教会抵抗运动游击队使用这些武器，同时起到游击队与盟军司令部之间联络员的作用，以便联系更多的空投。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将进行一些破坏或伏击行动。此外，他们还将承担领导游击队与德国人作战的任务。然而在德国人眼里，杰德堡小分队并不是军人而是间谍。如果小分队的人被抓获，就将面临残酷的折磨甚至被处死。（想要的人都领到了毒药丸。辛格劳布没有领。）

他们朝着一个农舍运动。那里将成为他们的第一个指挥部，法国人称之为指挥所（它的所在地点经常转移）。西蒙把明显的路标指给他们看，同时把形势向他们作了说明。他说：“这里所有的德国兵营都处于包围之中，德国人夜间不外出，因为他们怕遭到伏击。埃格勒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里有德国人的一个加强步兵连，其中至少有一个排的党卫军。他们盘踞在科雷兹谷地中的一个险要的地点，有相当数量的机关枪，好几门反坦克炮以及一些迫击炮。他们还有一个无线电台，可以和他们位于克莱蒙费朗的师部保持联系。”克莱蒙费朗是德国陆军训练反抵抗运动游击队的基地之一。“德国人在布里夫和蒂勒的兵营比在埃格勒通的大，”西蒙继续说道。“不过包围他们的游击队也比较多，他们没有无线电；我们把所有的电话和电报线都切断了。”月光下可以看见他脸上的微笑。“这些家伙不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对于游击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势。敌人感到不安，非常紧张，随时都会受到攻击，可是他们还没有被打败，还很厉害。采取强有力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过分自信可能把事情搞糟。

黎明刚过，他们开了一次战前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杰克·辛格劳布、多米尼克、西蒙、沃捷上尉（他和他的空军特勤队侦察小分队来得比较早，是穿越树林，走了很长一段路来的，携带的装备比他们原先希望的要少一些，由于各种失误，他们的4包东西找不到了），另外还有当地抵抗运动的指挥官。此人显得刚毅、帅气，曾经是法国正规军的职业军官，化名为休伯特上尉。他在沃捷之后到会。他开的那辆老式雷诺车在战前还是很时髦的。他指挥的3000人是作为戴高乐秘密部队的蒂勒军团。

等空军特勤队的人和休伯特抵抗组织的几个班在指挥所四周布设了一道环形防线之后，会议就开始了。休伯特有重要事情要商讨。主要是：

他的部队装备很差。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武器——缴获来的德国毛瑟步枪、施迈瑟冲锋枪，还有一些英国造的斯特恩式轻机枪和手枪。在科雷兹地区装备最好的抵抗组织是秘密部队司令（化名帕特里克）的部队。7月14日，也就是巴士底狱日，美国出动70架B-17运输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空投，向帕特里克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步枪、斯特恩式轻机枪和布伦式轻机枪、手雷、手枪、一些火箭筒以及英式皮亚特反坦克武器，来装备他这支2000人的武装，不过，给休伯特留下的已经寥寥无几。

不过，帕特里克的部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部队沿第89号公路设置了三个永久性伏击点，对布里夫的德国兵营形成了完整的包围圈，并封锁了通向科雷兹峡谷的西南通道，一支规模较小但同样装备精良的秘密部队封锁这个峡谷的东北入口。

休伯特强调指出，他的部队不仅热切希望参与这次行动，自从3年前躲过德军的闪击战以来，他们有许多人一直期盼得到武器。“我们的人个个摩拳擦掌，想跟德国鬼子打，”他说道。“可是我们总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嘛。”

多米尼克问他具体需要什么，以便与伦敦方面联系，休伯特立即（非常内行地）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了的、用打字机打印的单子。他以更为严肃的语调说：“还有一件事，”他的用词非常谨慎。“共产党游击队最近强行进入这一地区，尤其是公路以南、埃格勒通周围的山里——那儿一直是我的活动地区。他们的指挥官以前是个学校老师，当过几天兵，现在自称安东尼上校。安东尼指挥着一支3000人的装备精良的部队。”他们的武器也是在美国巴士底狱日大规模空投时获得的。

“先前他们只在我们南边的洛特-加龙省活动，可是现在到了这里。安东尼对和我们合作的事根本不感兴趣，”休伯特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情绪。“他非常注重政治。他想打败德国鬼子，在公众中扬名。他肯定不愿意和我们分享这个胜利。”

休伯特的言下之意已不言自明。如果他自己的部队在武器装备上达不到安东尼的水平，共产党人就很可能解放中部的科雷兹省，从而赢得政治筹码，为他们在战后的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许多共产党游击队的队员都非常好，很英勇，具有献身精神，作战顽强，他们伤亡很大，可是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与其说是一支纪律严明的战斗队，不如说是一批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并不希望与秘密部队协调行动，即使愿意，这样的协调行动又谈何容易。无须说，共产党游击队和戴高乐秘密部队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休伯特继续往下说：与此同时，从上面传来消息，说乔治·巴顿将军的第三军终于突破了诺曼底防线，正迅速挥师东进，向卢瓦尔省与塞纳省之间挺进。这就意味着他的南翼是暴露的——对此巴顿将军并不在意。“让他妈的其他人去为两翼操心吧，”他对一个副官说道。即便如此，他的右翼毕竟是暴露了，法国内地军⑴却接到命令保护他的右翼。他们的具体任务是，阻止南面卢瓦尔省或者西面中央高原过来的德军。

这意味着：法共游击队与戴高乐秘密部队之间的紧张政治关系突然变得非常危险。阻止德军的行动需要密切的协同动作。如果像安东尼的部队那样继续采取独立的、有政治意图的战略，并继续抵制合作，德国人就可以像对付一串珠子那样，对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进行各个击破。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无疑是坏消息，因为纳粹会进行疯狂的报复。

诺曼底登陆刚过不久，两名过于冲动、败事有余的游击队员使格拉纳河畔的奥拉杜尔镇和蒂勒镇遭到纳粹的大屠杀。在蒂勒，纳粹在电线杆上吊死了将近100个男人；在奥拉杜尔镇，党卫军把数百名男子赶进谷仓和车库，把数百名妇女和儿童关进镇上的教堂，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放火焚烧了谷仓、车库和教堂。里面的人——男人、女人和孩子——无一幸免。此后，纳粹洗劫了这个小镇，还打死了几个躲在地窖里的人。他们的血洗使那里成了鬼镇。

毫无疑问，休伯特言之有理。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还是人道上，他的军队都有理由得到武器。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都答应尽力帮助他。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传来消息说，一个战略情报局小分队炸毁了连接波尔多和里昂那条东西向铁路一条支线上的铁路桥。另一个小分队破坏了一座水电站，不仅切断了蒂勒一家兵工厂的电源，还使得科雷兹和波尔多之间的电气铁路无法运行。其他一些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也看准了第89号公路上的桥梁，所以要求得到炸药。

这就使辛格劳布中尉面临一个问题。虽然桥梁是合法的目标，但使公路瘫痪却不是个好主意。穿越科雷兹的第89号公路是预设埋伏的好地方，如果这条公路被关闭，就会迫使德军车辆向北行驶，进入比较开阔的卢瓦尔省乡村地区——暴露巴顿的侧翼。结论：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对第89号公路沿线德国兵营的压力，不去破坏公路上的桥梁，使公路畅通。这条决定很快就成为詹姆斯小分队给抵抗运动下达的第一道作战命令。

在随后的几天里，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进行了实地勘察，特别察看了蒂勒、布里夫、于塞勒和埃格勒通的德国兵营——堆着沙袋的窗户、铁丝网障碍和机枪火力掩体。受过良好训练、纪律严明的抵抗组织设立了种种路障，他们已经把这些兵营孤立起来。很快他们就将采取协调行动。

与此同时，安东尼的共产党游击队的7个连和休伯特的秘密部队的2个连完成了对埃格勒通的包围，后来证明这确实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令人不快的是，这种“联合”安排并不比先前的共产党游击队和戴高乐秘密部队之间的“合作”行动好多少。像以往一样，共产党人想自己单独干。

过了一两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帕特里克的地区情报官（他自称科廖兰）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安东尼游击队中的线人提醒科廖兰说，前一天晚上安东尼强行攻打埃格勒通，没有把这次行动告知休伯特，他也不想和参与包围任务的秘密部队协同行动。

更糟糕的是，缺乏训练的游击队把事情搞砸了。由于攻击无方，他们没有能打德国人一个冷不防。德国人有秩序地且战且退，设法退进了位于小镇边缘一道山梁上的职业学校。那是一个有强化工事、易守难攻的庇护所——由石头与混凝土构建的三层楼房。由于德国人与他们的地区司令部有无线电联系，还有重机枪和一门37毫米反坦克炮，所以就像在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安然无恙。用不了多久，一个装甲车队就会前来解围。很快他们还将得到空中支援。

杰德堡小分队所面临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必须去埃格勒通（与已经在那里的休伯特会合），尽量设法解救危局，准备伏击德国人的救援装甲车队。由于到处都有通敌者与间谍，他们3人（以及秘密部队派出护送他们的10个人）不得不走抵抗组织使用的偏僻林中小道——直线距离大约25英里，实际行走将近50英里。他们走了整整一天。

那天晚上，他们与休伯特取得了联系。休伯特把他的指挥所设在一幢有围墙、带花园的石头房子的底层。那里离职业学校的西北角只有500米。他的两个连占领了附近房子和下面一条道路的有利地形。

休伯特进行了情况简介之后，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很快地环顾四周，想与法共游击队取得联系，并进行必要的侦察，以便实施比较实际的攻击计划。可是他们很快就决定等天亮再说，因为游击队的哨兵警告他们不要靠近，其敌对态度非常明显。

第二天上午，共产党人游击队的怀疑和敌视态度有所改变，经过一番好说歹说，杰德堡小分队的这两名军官终于进了游击队的地区。

游击队的无纪律现象再次使辛格劳布非常吃惊：他们时不时地用布伦式轻机枪对着学校正面的石墙胡乱射击，除了打得碎石乱飞，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缺乏协调的火力就像没有聚焦的镜头——是一种浪费。

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问游击队的指挥部在哪里，脸色阴沉的法共游击队员指了指离那个学校不远处一幢弹痕累累的房子。通向那里的道路充满了危险，因为从那个学校可以看见前面的街道，路上有很多碎玻璃和碎石子，从上面走过去不可能不发出声音，不可能不引人注意。他们一路上遇到的法共游击队员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他们似乎都对他们指指戳戳，想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来的。

他俩猫着腰沿街道向前跑了一段路，然后穿过后园，闪身进入离学校最近的一幢房子的后门。

多米尼克留在原地，辛格劳布爬上屋面铺着石板的阁楼观察情况。透过阁楼上那扇方形小窗，可以看见200米开外的那所学校。他打开窗户，慢慢地抬起身子向外望去。

此刻他立刻就用上了战略情报局在英国受训时所学到的东西——如何进行快速准确的侦察。这就像冥思技能：要排除头脑中有意识的思维，使目光像照相机一样聚焦，把眼前看到的都记录下来，好像脑子就是照相机的胶卷。辛格劳布的目光掠过学校的院子，掠过那条道路，掠过学校的围墙和窗户，他看见了圆木路障，翻倒在地的混凝土板，还有堵住窗户的沉重家具。灌木丛中移动的人影表明那也许是一个机枪火力点。

就在这时候，从下面传来愤怒的叫喊声。他可以听见多米尼克在诅咒。与此同时他可以看见法共游击队队员在下面的街道上傻瓜似的指着他的阁楼窗户，实际上这就等于把他指给德国枪手们看。在战略情报局学校，他们都得进行所谓“新手练习”训练，学员将遇到突如其来、令人丧气、往往傻得令人恼火的事情，看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这一次不同了。这是真正的战场。德国枪手很快发现这个地方，至少有两挺机枪开始向这扇窗户倾泻火力。不过辛格劳布已经从楼梯上爬下来，冲出了后门。这时候机枪已开始对着房屋正面的窗户进行扫射。多米尼克气得脸色发青，正在下面等他。他不是生德国人的气，而是生本该是他们朋友的人的气。

“我们赶快走，”辛格劳布对他说。“防止德国佬打迫击炮。”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轰然一声巨响，同时还有沉闷的金属当啷声。

辛格劳布刚才藏身的那个阁楼的石板房顶已被37毫米反坦克炮打了一个大窟窿。他和多米尼克跑开的时候，石板的碎片像雨点般地落了下来。

那天上午过了不久，他们被安排和安东尼见面（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跟他照过面），他们将在低洼道路另一侧一幢石头谷仓里开战术会议。这位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没有露面。（“他因紧急军务被人叫走了，”这是他们的解释。）代替他出面的是他的参谋长。

不过，杰德堡小分队的两位军官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不会用现有的武器——布伦式轻机枪、斯特恩式轻机枪、步枪、手枪和手雷——去攻打那所学校。他们选择的方案是：长期包围（这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德国人有能力从设在克莱蒙费朗的总部向埃格勒通的兵营派出支援部队，或者依靠迫击炮与火箭筒的支援，进行快速完美的协调攻击）。

安东尼的参谋长传达了他的意图：继续无限期地实施包围。“里面有党卫军！我们要制服他们。”

换句话说，安东尼还在进行傻瓜式的包围，为的是捞取政治上的好处，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就是让几个可恨的党卫军日子难过一些。

所以，安东尼所下的命令是继续实施包围。

与此同时，有消息说沃捷上尉前一天晚上得到了一批空投物资。现在空军特勤队小分队已经增加到30人，他也有了迫击炮和英式皮亚特反坦克武器（相当于火箭筒）。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经过仔细思考认为，由于火力配备加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应当有可能结束对埃格勒通的包围……迅速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他们急需的重机枪和反坦克炮。

他们派了个人去向沃捷上尉提出这项要求。

到9时00分，3架德国空军海因克尔-111中型轰炸机对埃格勒通的纳粹兵营进行支援。它们一架接一架地开始俯冲。休伯特的游击队与杰德堡小分队迅速寻找隐蔽地点。

第一架轰炸机投下一批100公斤重的炸弹，击中了学校前面的一排房子。爆炸气浪使周围的一切都震动起来。紧接着，轰炸机机尾的机枪向地面吐出一道道火舌。

第二架海因克尔对准法共游击队的阵地进行俯冲。有几名勇敢的——或者愚勇的——法共游击队员冒着来自学校和飞机前部机枪火力的夹击，跑到街道中央，用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向飞机射击。2枚炸弹落进一户人家的花园里，过了一阵儿才爆炸。

延时！辛格劳布意识到。因为这样可以使俯冲到低空的轰炸机避开爆炸气浪。他突然想到，由于布伦式轻机枪使用的是喷火式战斗机上使用的点303子弹，用它进行射击也许可以吸引轰炸机投弹手的注意力，从而减轻对抵抗组织前沿阵地的压力。

多米尼克从法共游击队中挑出4名布伦式轻机枪手，辛格劳布从休伯特的部队找来4名机枪手。他们把这些机枪手部署到低洼处那条道路上。辛格劳布进行指挥，多米尼克进行翻译。这时一架海因克尔正在进行单枚投弹的俯冲。飞机正好从他们头顶上方飞过。每当一架轰炸机飞过来，他和多米尼克就估算出它的速度和高度，然后举起手指告诉机枪手们射击时应把握多少个机身长度的提前量——伸1个手指表示1个，2个手指表示2个，依次类推。握起拳头则表示没有提前量。

这时候一架海因克尔俯冲到200英尺以下，与那条凹陷的道路近乎平行地飞行。布伦轻机枪手都采取跪姿，做好射击准备。辛格劳布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戴着皮飞行头盔的驾驶员。他吸了一口气，站出来，举起一个手指大声喊道：“开火！”

这时候，飞机驾驶员发现了他们，在最后一刻把飞机向右一拐，下面的子弹只打中飞机左翼的尖梢部。

但愿下一次运气好些，辛格劳布心想。

另一架海因克尔从多米尼克的方向俯冲过来。多米尼克站在那儿，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举起拳头对着天空。“没有提前量！”辛格劳布大喊道。布伦式轻机枪哒哒哒地一起开火，形成了准确协调的火力，用喷火式战斗机的火力在近距离迎接那架漆成绿色的轰炸机。它的机头挡风玻璃被打得粉碎，机腹下方和右发动机舱被子弹钻出了许多窟窿，可以看见机翼下方喷涌而出的汽油。

驾驶员猛然向左一拐，使带伤的飞机退出轰炸俯冲，靠单台发动机飞走了。飞机的右侧发动机被击中，冒出滚滚浓烟。它摇摇晃晃地向科雷兹峡谷方向飞去，高度在不断下降。后来辛格劳布得知，那架海因克尔在几公里开外的地方坠落并烧毁。

听到这架飞机被击落的消息后，游击队员们大声欢呼，欣喜若狂。辛格劳布也非常激动。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完全陷入了战斗的激情之中。”

13时00分，沃捷上尉和他率领的空军特勤队冒着枪林弹雨进入小镇。这一次德国人派来的不是海因克尔，而是福克伍尔夫战斗轰炸机。只要发现任何移动目标，它们就进行猛烈扫射，并投下杀伤炸弹。训练有素的特种兵对这一切似乎都无动于衷，戴着红色贝雷帽的他们更显得风采迷人。

很快，空军特勤队的士官们就行动起来，准备迫击炮阵地。他们计划对学校的院子实施密集的迫击炮轰击。希望以此把德军赶进楼房，使游击队能够把布伦式轻机枪阵地向前推进并构筑掩体。辛格劳布决定担任前哨观察员，指挥迫击炮火力。

与此同时，多米尼克将去寻找那个难以捉摸的安东尼，尽量劝说他把部队投入这次攻击任务，至少能把部队部署在小镇北面进行伏击。

辛格劳布返回他早晨进行观察时的那幢房子的阁楼上。这一回，一路上法共游击队的成员，包括和他一起对付海因克尔轰炸机的机枪手们，都对他报以善意的微笑。在共产党游击队看来，他已经不再是不受欢迎的人。

那幢房子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辛格劳布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爬上去。在做工粗糙的阁楼地板上，散落着被37毫米炮弹炸碎的石瓦和木板。从炮弹在坡度很大的屋面上留下的进口和出口可以看出它的弹道。他蹲下身子慢慢向前，挪到一个他希望不会被发现的位置。

过了不久，空军特勤队的第一发迫击炮弹落在学校的院子里，迫使躲在灌木篱中浅浅的散兵坑里的德国兵进入学校大楼。辛格劳布所在的房子下面有一位年轻的法共游击队士官替他传话。辛格劳布大喊道声：“修正弹着点，向右20米，再向前一些。”第二发炮弹落在学校大楼办公区一侧的圆木路障上。又一批敌人退进了大楼。

辛格劳布感到出了一口恶气。尽管他们那天早上遭到猛烈的空袭，现在他们已经扯平了。又打了几发炮弹之后，迫击炮火已经把外围阵地上的所有德国人都赶进了楼里。现在该向学校大楼打炮了。在学校的阁楼上有几个机枪火力点。辛格劳布指挥迫击炮向屋顶上射击（这个大楼也像当地其他房屋一样，是石材和木材结构），目的是把德国人从楼上赶下来。为此，沃捷上尉除了使用高爆炮弹，还使用了含磷的炮弹。很快阁楼里就起了火。

由于事情进展非常顺利，辛格劳布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德国人正急于找出对方的前哨观察点——他也忘记了自己就蹲在那个被37毫米炮弹炸出的圆形洞口下方。他的大意并非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霎时间钢制的机枪子弹就劈里啪啦地打在石板上，碎石从那个洞里哗哗地往里钻，在墙壁上胡乱地反弹开来。

他受了伤。

他只记得自己向后一仰栽倒了。“我的脑袋像敲锣一样当当直响，”后来他回忆说。“就像有人把一桶石头砸在我脸上一样。我感到右颊上在流血，热乎乎的带有咸味。接着我看见密集的小石块雨点般砸在地板上。我伸手摸了摸耳朵，摸得手上黏糊糊的，尽是血。我的伞兵服上到处是血。在最初的震惊之后，我开始感到疼痛，火辣辣的，像针刺一样。我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并开始进行伤情评估。我肩膀上的脑袋还能自由转动，没有动脉血管出血的迹象。所以说，我肯定只是被碎石和弹片擦伤。”

他的半边脸很难看，但他伤势不重。他当时只觉得一股怒气油然而生。

当机枪火力转向下面几个楼层时，辛格劳布向那所学校看了最后一眼。就在这时候，他第一次发现，在70米开外的灌木篱中，有一根覆盖着伪装的37毫米炮的炮管在转动。炮手们身上都披着伪装，钢盔上有用线穿在一起的树叶。不过从现在的视角，他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

这个机会太好了，决不能错过。

他毫不犹豫地从楼梯上跑下来，冲进后园。法共游击队队员见他满脸是血，急忙跑上来替他包扎，那伤势看起来比实际严重得多。在这种时候，实际上也无法让他下火线。他用很不地道的法语含糊不清的作了几句解释，然后就端起他们的布伦轻机枪，抓起一个装有30发子弹的备用弹匣，头也不回地走到园子的边缘，然后沿着那条街向前跑出30米，利用那里一棵被炸倒在地上的梧桐树作掩护。从那里到灌木篱只有60米，是扫射那个炮阵地的有效距离。

等他到了树下，他的大多数伤口已经不流血了——这对他的情绪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很快绕到树干的一侧，把布伦式轻机枪端平，对准灌木丛和里面的德国人打了4个长点射，弹匣里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他又换上一个弹匣。那门炮四周的德国人手忙脚乱地投入战斗，想把炮口调转过来对准这个疯狂的袭击者。可是他们连炮还没摸着就被撂倒了。一个德国兵用步枪瞄准梧桐树方向，可是被打得向后一仰，连枪都从手上飞了出去。

第二个弹匣打光之后，辛格劳布跑回花园的掩体里。在跑动过程中，他觉得有人在向他射击，不过没有伤着他。

回到园子里之后，他把布伦式轻机枪还给那些敬畏有加、目瞪口呆的法共游击队员。他是上帝派来的。他们并不习惯于那样。有个人拿起一块布，把它往水桶里蘸了一下，热情地为他清洗伤口。这时候，这位年轻的美国中尉坐下来，靠在石墙上，把脸对着下午的太阳和天上的浮云，使自己那颗狂跳的心逐步平静下来。

攻击进展顺利：院子里大多数德国人已经被赶进学校那幢楼里。沃捷上尉的空军特勤队小分队的布伦轻机枪小组从学校右侧向前推进，已经到了一处可以用火力压制学校院子的阵地上。虽然多米尼克还没有找到安东尼，安东尼手下的几位连长都愿意接受沃捷的领导。当晚，沃捷用无线电请求伦敦发动一场空袭。空袭目标是散兵坑里配备了迫击炮和反坦克武器的德国人，最好能再次把他们赶进学校大楼。在空袭之前，法国人将后撤一两条街，由英国的蚊式轰炸机对那所学校进行俯冲轰炸。

棘手的问题是，抵抗组织的行动与当时盟军高层的首要任务并不吻合。例如，休伯特还没有得到他所要求的空投武器。此外，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当天早晨由亚历山大·帕奇将军指挥的对法国南部的进攻。盟军高层希望在法国南部和中部的所有抵抗运动组织都能支持这次进攻行动，这就意味着他们所提的空袭要求有些过分。

那天夜里，学校大楼里的德国人曾企图进入院子里的阵地。到了上午，福克伍尔夫飞机再度出现，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扔下了燃烧弹和高爆弹。

当天下午，在计划中的蚊式轰炸机攻击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迫击炮炮弹再次落入学校大院。空军特勤队收紧了包围圈，并动用了皮亚特反坦克武器。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德国人退入学校大楼。可是，蚊式飞机没有来。天上只有福克伍尔夫和海因克尔式飞机。他们没有办法，只有隐蔽等待。

当天晚上，科廖兰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第一条，抵抗组织突破了于塞勒的德军防线，德国兵营已经投降。第二条，在蒂勒和布里夫两地比较大的德国兵营已处于帕特里克的部队以及休伯特的其余部队的包围之中。他们已经同意投降——但是有个条件。现在已经答应他们提出的由一位美国军官去受降的条件。

这就意味着辛格劳布将乘坐一辆农用卡车去完成这项任务。在蒂勒和布里夫，辛格劳布签署了制作精美的文件，向德军指挥官承诺：只要德军同意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将受到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保护。缴获的武器真不少——步枪、机关枪、一箱箱的手榴弹，还有一门75毫米的野战炮。蒂勒的德军武器直接交给休伯特的部队，这也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休伯特和辛格劳布爬上农用卡车回到埃格勒通。

尽管德国人的3个兵营已经投降，但形势并不乐观。德国人的飞机对所有的移动目标进行扫射（辛格劳布和休伯特在进城的最后几公里途中，不得不步行）。德国飞机几乎把埃格勒通炸成了一片废墟，尤其是他们用作指挥部的那个谷仓。即便如此，在谷仓遭到炸弹袭击的时候，无线电员托尼·邓诺仍然留在角落里，向伦敦发送信息。在他身边的墙上和天花板上有数不清的弹痕。在辛格劳布和休伯特走进遭到严重破坏的谷仓之后，沃捷上尉微笑着用法语说，“的确很可怕。”

多米尼克在街道那头安东尼的指挥所。令人惊讶的是，那个性格刚毅的小个子安东尼也用威严但又很睿智的声音说了同样的话。

辛格劳布找到他们的时候，安东尼和他的参谋人员都很紧张，因为有谣传说蒂勒的德军并没有投降，而是已经突围，正前来解埃格勒通的围，对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后防构成威胁。

虽然辛格劳布仔细地解释说，蒂勒德军投降的整个过程他都在场，安东尼对这个信息还是将信将疑。他从原来就不多的部队中派出一些小分队，去通向蒂勒的公路设置埋伏。

与此同时，科廖兰带来消息说，德国人的救援部队——2000名携带大量武器装备的德军，分乘150辆卡车，在2辆配备自动武器的装甲车的掩护下——已经离开克莱蒙费朗。

有必要说明一下，蒂勒在埃格勒通的西面，而克莱蒙费朗在它东面。抽调围困埃格勒通的兵力去追击根本不存在的德军，就有可能使埃格勒通的局面变得非常危险。更加重要的是，在于塞勒和埃格勒通之间的公路上出现了伏击德国援军的极好机会。安东尼的军队等于为这样的行动增加了力量，并对埃格勒通的德国兵营保持着压力。可是安东尼不同意。他相信蒂勒的德军正一路赶来准备袭击他的后方。他要阻止他们。

傍晚时分，这座小镇静悄悄的。多米尼克和沃捷已经离开，到公路沿线设置埋伏去了，同时还带走了游击队的伤员。此时留下来的只有辛格劳布和邓诺，加上休伯特和安东尼部队剩下的人。

在听说所有的平民已脱离危险之后，辛格劳布命令法共游击队和秘密部队游击队退回森林中。虽然他知道多米尼克和沃捷将对德国救援部队造成伤亡，可是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止那股德军的前进。

辛格劳布和邓诺抓起他们的密码本、电台、一些应急口粮、几捆100法郎的钞票、部分斯特恩轻机枪的零部件，和抵抗组织游击队队员一起离开了正在燃烧的埃格勒通的街道。很快他们就穿越高处的牧场，进入林中小道。他们在黑暗中徒步前进，并听见了远处的地雷爆炸声和重机枪的哒哒声——多米尼克和沃捷搅乱了德国人的夜晚。

第二天，辛格劳布和多米尼克与沃捷在一个被毁的教堂里接上了头。果然不出所料，游击队的这次伏击并没有阻止德国人的前进，但拖延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击毁了1辆装甲车和6辆卡车，至少歼灭25个敌人。

黎明时分，德国援军到达埃格勒通。他们把兵营里的人都装上了卡车，然后缓缓向蒂勒方向驶去。他们希望在那里也照此办理。当然，他们已经晚了一天。接着他们准备回到克莱蒙费朗。

当天下午，出现了8架经过伪装的蚊式轰炸机（二次大战中最漂亮的飞机）。它们做着各种漂亮的向下猛扑和俯冲的动作。它们投下的炸弹把那座学校的大楼彻底摧毁，可惜那已是一幢空楼，里面已经没有德国人了。

很遗憾，它们来得太晚了。这时候，德国人在科雷兹的好几个兵营已被攻占，埃格勒通已被包围，游击队不断出击，数以千计的德军投降，他们的武器被缴获，再加上在公路沿线的激烈的伏击战，科雷兹的德国人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这一地区实际上已经解放——但并不是说在随后几个星期内形势就不紧张了。

第89号公路依然保持畅通，希望仍然盘踞在法国西南部的德国第一集团军群继续把它作为一条逃生的通道。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训练安东尼和休伯特的部队，教他们如何使用缴获的武器，同时派出保护分队摧毁非主干道上的桥梁。休伯特的部队依然在公路上设置埋伏。

这时候休伯特提出一项计划，想利用他缴获的卡车和巡逻车组建一支机动的攻击部队，用以骚扰从科雷兹和卢瓦尔省之间向北退却的德军，使他们无法对巴顿将军在卢瓦尔河两岸的部队构成威胁。

自由法国指挥部同意了这个计划，虽然休伯特还没有得到他很久以前就要求得到的武器（正式调拨给抵抗组织的上千吨弹药，还躺在英国的仓库里，这是战争时期混乱状态的典型；游击队在起义的时候提出了许多要求，而且非常紧急，分配系统在这样的压力下崩溃了）。休伯特不得不从设置埋伏的部队中抽调部分武器，以装备他的机动部队。多米尼克和辛格劳布帮助他弄到一辆1939年生产的、前轮驱动的雪铁龙，同时为他进行了一系列闪电式的侦察行动。德国人的车队是交错行进的，为的是防止盟军的空袭，不过他们的间隙节奏是可以预测的。杰德堡小分队只要等候这个间隙，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攻击。结果非常奏效。连续几个星期，休伯特的部队使德国人惶惶不可终日。

与此同时，安东尼的法共游击队退出了战斗，全力准备投入德国投降之后即将出现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人占领了蒂勒，包括那里的兵工厂，使它恢复了生产（他们不得不迫使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为他们工作）。领导安东尼的政治委员们希望得到战后发动革命的武器。这比进一步参与解放法国的斗争更为重要。

9月26日，巴黎和法国大部分被解放。詹姆斯小分队返回英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对于杰克·辛格劳布来说，这意味着受命前往东南亚——这是我们后面将要谈的内容。

杰克·辛格劳布在杰德堡小分队的经历无疑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它的意义却不仅于此。这个故事不仅说明特种部队的军人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而且为非常规战争的各种因素提供了一个模式。它是所谓特种部队教范中的主要课文之一。

它所表明的是如下一些比较突出的因素和技能：

● 特种部队的军人要准备越过正式的战线，深入敌后地区去作战。那些地区并没有明显地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控制，或者是受到某一方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难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根据一个领导人、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派别的正式名称或者政治隶属关系，他无法判断自己所面对的是谁或者是什么。

● 他要准备在一个高度危险、高度紧张的环境中作战，而且得不到或几乎得不到派遣他的组织的支持。

● 他必须具备军人的所有基本技能，不仅要能作战，而且要能教别人作战。他还必须熟悉许多外国的武器和系统，应当是各种徒手格斗的行家。

● 他必须比较精通他正在作战的国家的语言，了解那里的文化、政治形势以及那里人民的实际状况。

● 由于他将在敌后作战，他必须能够在掩护的身份下生存，必须掌握能在秘密状态下活动所需的其他方面的技能。，

● 他必须具有应付各种压力的心理承受力：独立生存，没有支援，不可避免地被别人把事情搞乱，以及面对由于缺少支持而造成的更大困难。

● 他必须足智多谋，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出高度的心理、政治和军事敏感性。对于那些不喜欢他、不信任他、总是反对他的人，他必须使他们了解他，对他们进行说服，加以诱导，施以威胁，使他们相信自己。在这种斗争中，他最好的武器往往是他的实际能力，这样他的对手/朋友不得不开始相信他。

● 他所面临的威胁很大。他和他的小分队本身就代表着他们国家的政策。在如何贯彻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往往面临多种选择，但却没有或者基本没有来自上级的指导。他必须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他们的选择不仅直接影响到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游击队员的生命，而且——也许更加重要——影响到那些“无辜的”或者“被卷入的”平民百姓的生命。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因素和技能都变得非常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阿伦·班克上校。班克的这些技能也是在辛格劳布所在的那所学校里学到的。他后来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绿色贝雷帽们心目中为数不多的英雄人物之一。

阿伦·班克

阿伦·班克是1944年空降到法国南部的另一个杰德堡小分队的队员，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活动。他在那里的体验和杰克·辛格劳布的非常相似：袭击战略设施和车队，为抵抗组织提供指导和训练，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法国解放之后，战略情报局的首长要求会说德语、当时已是少校的班克去组织一支由反对当局的德国军人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他们的使命——由比尔·多诺万亲自下达指令——是活捉希特勒，如果希特勒和他的死党准备逃往巴伐利亚深山里的纳粹党徒所说的“国家地堡”去藏身的话。欧洲战事结束时，那座地堡依然是个谜，班克的使命被终止。

后来，班克被战略情报局派往印度支那。他在那里曾经和胡志明一起有过一两天共同的旅行生活，还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几个月，懂得了有关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知识。

1945年9月，战略情报局被解散，班克不情愿地回到陆军部队。他非常怀念昔日的杰德堡小分队，因为当时杰德堡小分队随时随地都在准备战斗，而且可以自由地在敌后作战（虽然他知道有些墨守陈规的人们不喜欢给像他这样的人以太多的自由——他们称之为不严格的、非军事的行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历来服从调动，从来没有公开发过牢骚。

更加重要的是：他确信在解散战略情报局杰德堡小分队与其他战斗分队（后者为30人的小分队，可以分为每组15人的两个小组——这是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12个人编组的前身）时，如果不继承那支部队丢弃的作战能力，陆军将失去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缅甸）的敌后，都派遣过这样的战斗小分队，他们起到了直接行动的战斗作用，从事像杰德堡小分队那样的破坏设施、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等活动。

班克认为，战后的陆军需要有类似的部队，但是这样的部队应当受到更好的训练，得到更好的装备，有更加充分的准备并配备更好的军官。在他看来，特种作战部队的宗旨是组织、指导并装备抵抗运动和游击运动，在重要性方面，它毫不逊色于美国武装部队中任何一支常规战斗部队。

1947年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其任务是重建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工作。它也被赋予从事秘密的、特种行动任务，以便与抵抗运动和游击队组织打交道，可是它从来没有干好这项工作。中央情报局创建之后，班克依然认为陆军很有必要承担起战略情报局特种作战行动的全部任务。

他的这种想法得不到陆军大多数人的认同。常规的军人往往认为，非常规战争主要起辅助作用，对真正的军事行动无关紧要。也就是说，真正的军事行动要靠正规的步兵、航空兵、坦克、大炮——远非一些隔靴搔痒的行动。班克在他的回忆录《从战略情报局到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诞生》中写道：“在正统的传统军人看来，它是令人恶心的、卑劣的、非法的、缺乏教养的行为。不符合职业军人正大光明的做法。”

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军人都特别容易受这种态度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的陆军在传统上是不喜欢精英的。他们认为它是全体公民的部队——都是一些普通人。出类拔萃的军人和出类拔萃的部队固然很好，可是他们不应当过于引人注目。就他们的特点而言，特种部队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美国特种部队组建之后的若干年里，分配到特种部队并没有被看成是一种特别幸运的职业流动。

美国陆军对于古怪的人和崇尚改革的人就像它对精英一样没有好感。它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对革新感到不安，变革的动作缓慢。革命者是不受欢迎的。然而，阿伦·班克知道，陆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有数百个房间的大房子。改革派是得不到鼓励的，但是精明的、勇敢的、有政治头脑的人则在耐心地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并且愿意以职业生涯去冒险。这些人在试图进行改革——特别是当一些受到鼓舞的人也产生相同看法的时候。

在战略情报局解散之后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班克就在做准备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非常规战争的书。非常规战争是什么呢？它与“常规”战争有什么区别？历史对常规战争是怎么说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特种”战争？

非常规战争

非常规战争是很难界定的，可是在过去这些年中，形成了一个可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完整，在许多细微的区别上很不明确，但它不失为一个好的开端：

非常规战争主要包括那些不同于运用常规火力和大规模的部队、装甲车辆、火炮和空中力量的军事行动。在通常情况下，非常规战争是由小规模的、受过特种训练的部队进行的，它发生在普通军事分界线的后方，所涉及的活动包括侦察、破坏、小规模突袭、大规模袭击、暗杀，尤其是训练和支持友好的游击队。这些都属于直接行动的范畴。

直接行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喷灯-暴力美/加联合别动队，即所谓第一特别勤务部队（FSSF）。它被官方确定为今天的特种部队的前身。组建那支特勤队的目的，是对在挪威的德国重水生产厂、在罗马尼亚的油田之类的目标发动闪电式的突然袭击，但后来主要被用于攻占在意大利的山区要塞（它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非常规——“特种”——战争也存在其他的方面，这是每个杰德堡小分队都知道的：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就是一个方面。帮助困境中的人民——提供医疗援助，提供组织建议和咨询，建造桥梁和道路，取得干净的水——也是一个方面。“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被称之为心理战或者叫心战（在阿伦·班克的年代被称为心理战争）。

“帮助人民”通常属于民政事务。在特种作战的工具包里，这是一个和心战具有同样长历史的工具。介入民政事务可以有不少理由，其中包括简单的做好事，但它主要是军事模式：对你友好并体验到你的善意的人们，也许就不会对你的敌人有好感——不会帮助或者支持他们。

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特种”部队最纯正的模式是什么——是像别动队或者突击队那样的、采取直接行动的规模比较大的部队，还是像杰德堡小分队和A级小分队那样的、更专门地从事训练当地的武装力量。

后来的结果表明，“最纯正的”是一个死胡同，最好的答案是“与上述一切有关的”。

从历史上来说，在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两者的历史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自由战士就与罗马占领者进行了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一千年之后，北欧海盗从海上或者河上展开突击队式的袭击。19世纪初，在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期间，西班牙游击队使法国军队对自己的征服行动感到后悔（西班牙人把这种形式的战争称为游击战，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小规模战争”）。罗宾汉和他的人都是游击战士。T·E·劳伦斯是个半自由战士式的特种部队军官，指导当地的阿拉伯人摆脱压迫他们的占领军的斗争。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抵抗运动、武装起义或者游击活动都起源于用其他方式无法从外国占领者手中获得自由的人们，或者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实施高压或暴政的政府那里得到自由的人们——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虽然善于思索的军事家们从来没有忽视克劳塞维茨这句至理名言，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在制定战略和战术的时候，却往往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非是把平民百姓看成障碍，或者看成支持者，或者看成潜在的威胁（“把他妈的那些老百姓统统给我撵走！”）。

近年来这些态度已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反映在最近非常时髦的用语“最终状态”中，例如：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最终状态？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最终状态”反映的是冲突结束后理想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现在仍然是这种情况：大多数军事领导人通常不会考虑到，他们的手下人怎么可能影响到政治形势，而政治形势反过来又会怎样影响战争的结局。

对于从事非常规战争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特种部队的军人不仅要意识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政治含义，而且要意识到他们的政治行动的军事含义——实际上，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可能对他们受命去帮助与指导的人们产生影响。成功远非只是达成军事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战和民政事务⑴历来是特种战争工具箱里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灵活性、足智多谋和政治头脑对于杰克·辛格劳布、阿伦·班克以及其他杰德堡小分队的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府终于发现，具有这些能力和相关能力的军队越来越有用处。他们是精确的工具，而坦克、大炮以及其他主战武器相比之下要愚钝得多——虽然它们的杀伤力强大得多。

换句话说：特种作战所针对的是用其他方法无法攻击的战略和战术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战略和战术目标与敌人的重心有关（克劳塞维茨的另一个术语），而重心可以是物质的、心理的或者经济的。如果常规武器无法对付它……特种战争则有可能。

如果一个国家发现其自身不断需要这种力量，那么它就会把这些力量组织成特种作战部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知道他们绝对不可能与德国军队面对面地决一雌雄。他们的特种部队目的在于给他们一个能与敌人打个平手的杠杆。

相比之下，德国人并没有采取打特种战争的办法。其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们的军队被打败之后，他们没有组织游击队来抵抗盟军对他们国家的占领，这同样也是个谜。虽然德国人在苏联、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其他地方有丰富的反游击队的经验，而且亲自体验到游击队如何能使占领者感到头疼，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组织这样的活动。

这一点特别令人费解，因为德军指挥部对突击队的运用是最大胆、最有智谋的。例如，1940年，在比利时南方默兹河与阿尔伯特运河交汇处的埃本埃马尔要塞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要塞——地面上有装甲坚固的炮塔，被掏空的地底下是纵横交叉的坑道，由1200名军人把守。马其诺防线上的任何要塞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德国人希望向西进攻，攻打运河上的港口，或者向南逼进法国，他们就必须拿下埃本埃马尔要塞。

一支由80名德国工兵组成的突击队在一名士官的指挥下，在模拟该要塞的场地上进行了6个月的滑翔机作战训练，然后乘9架滑翔机在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屋顶上降落，实施了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攻击行动——这次行动的一个闪光点就是在战争中首次运用了聚能装药技术——结果是，这个固若金汤的要塞只花了30小时就被攻克。聚能装药技术的重点是爆炸效果，其目的是穿透装甲，现在这项技术在所有的反装甲和深度穿透型武器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

但是在这次行动结束之后，这支工兵突击队又回到德国陆军的战争机器中。德国人没有看到反复使用一支常备的特种作战部队的必要性。

1943年，盟军入侵意大利之后，意大利人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并把他流放到一个位于山顶、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大饭店里。据说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把他营救出去。进入那里的惟一通道是一条索道缆车。9月13日，另一批敢死队式的德国滑翔机突击队，在一位了不起的特种作战指挥官奥斯特里安·奥托·斯科曾尼的率领下，在离该饭店仅100码的地方着陆，击败了守卫部队，并调来一架小型菲斯勒-施托希飞机，把这个恶魔送进飞机运走了。

这支突击队后来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部队。

在荒郊野外

从1946到1951年，美国陆军对于重建非常规作战能力的兴趣丝毫未减。虽然他们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却没有带来多少实际的变化。鉴于以前有过突击队的先例，有一项研究探讨了建立一支既能执行杰德堡小分队那种教学训练使命，又能实施突击作战的组织的可能性。另一项研究提出建立一支特种部队，利用脱离苏联的东欧卫星国的军人组织一支特种部队，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有过与纳粹进行非常规作战的经验。这些人可以在《洛奇法》的条款下汇集到一起，因为这项法案允许外国人参加美国军队，而且在2年之后可以获得美国公民资格。这将是一支美国特种部队的外籍军团。

遗憾的是，最多只有3000人能够应征加入这样的部队，这个数量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虽然《洛奇法》的志愿者后来确实成了早期特种部队的成员）。

这些提案都没有任何结果。

就像所有杰德堡小分队的人一样，阿伦·班克对心理战技术也有所了解，例如，散布谣言以涣散人心，或者散布错误信息。然而，班克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调到心理战部队。他根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这是1951年初发生的事情。当时班克已经是一名上校，正在朝鲜的一个战斗部队，美军第187空降团战斗队任职。他接到的命令是：返回美国，到华盛顿报到，到罗伯特·麦克卢尔准将的手下当心理战参谋。

麦克卢尔是个很了不起人。他在欧洲的时候就为艾森豪威尔策划过心理战（说得更准确些，是白手起家搞起来的），战后他为在德国的盟国军政府主持了清除纳粹主义的计划。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明白了重新建立心理战作战能力的必要性。

麦克卢尔在艾森豪威尔手下负责心理战，他经常与战略情报局的人协调他的作战行动，这样也就与战略情报局特种作战部经常有联系。他所看到的情况给了他很深的印象，等到时机成熟，他自己重新开始心理战的时候，他成功地提出在他的部队中要有特种部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麦克卢尔请来了班克和另一个能人，那个人就是才智过人，精力充沛的陆军中校拉塞尔·福尔克曼。他们两人的工作是在陆军中重新组建特种部队。

在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福尔克曼成为英勇无畏、没有投降的美国人之一，他和菲律宾的军人以及在吕宋岛上的少数几个美国人一起组成了抗日的游击队。用班克的话来说：“当麦克阿瑟将军说‘我会回来的’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一名上尉的拉塞尔作出的回应是‘我愿意留下来’——麦克阿瑟给了他祝福。”经过3年的战斗，他们那支原先很小的武装已经发展到15000人——大致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打死或俘虏了数千名日本人。当日本人终于投降时，接受日本司令官山下将军投降的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游击队。

为了表彰游击队对胜利所作出的贡献，麦克阿瑟在正式受降的签字桌上留了一个座位给福尔克曼——他当时已经是上校了。

班克、福尔克曼、麦克卢尔把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收集在一起，坐下来试图解决许多长期以来使特种作战专家感到困惑的问题：别动队和特种作战/游击队的支持模式；指挥与控制、人员配置、后勤供应以及实际运作问题；如何利用《洛奇法》中规定的侨民问题，等等。在今后的50年里，这些问题将继续困扰特种作战的专家们⑴。

与此同时，陆军自身也把别动队问题暂时从台面上撤了下来，逐步停止了当时存在的别动队的活动，建立起一所训练别动队的学校，对战斗人员和被挑选的其他人员进行别动队方面的训练，然后让他们各自回到原单位。阿伦·班克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倾向于战略情报局的模式而不是别动队模式的特种作战。由于陆军仍然需要深度渗透、长期作战，减少别动队的活动将为他们释放出更多的人员。

此后不久，班克和福尔克曼受命拿出一个组织装备表，这是创建一个军事单位所需的最后一个步骤。现在的问题是：在非标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军事单位以灵活的方式、充足的资源进行运作？作战部队的规模应当有多大？他们应当如何组成？

班克倾向于把一些训练有素的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编成以完成具体使命为目的的单位。由于陆军里有种种繁文缛节的手续，这是一个行不通的选择。这时候，战略情报局提供了两个已经受过检验的模式：以3人为单位的杰德堡小分队模式和以30人为一个战斗分队的模式。战斗分队模式虽然不像杰德堡小分队那样灵活、那样“隐蔽”，但它能够对敌后纵深处困难目标进行直接袭击，在没有本地游击队的区域进行游击活动。这样的战斗分队能一分为二，成为两个15人的小分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使得班克产生了另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建立一支核心的特种部队，使它的作战单位比杰德堡小分队大一些，战斗力强一些，但是比战斗分队直接行动突击队小一些呢？

这个想法导致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或者特攻队）的建立。小分队起初由15个人组成，人员只有战斗分队的一半，但很快就成了今天的特种部队这样12个人的编制。它的指挥官是一个上尉，由一名中尉军官当他的副手（后来是准尉军官），而有经验的士官则在其中起到平衡作用。每一个队员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但是——为了增加灵活性，减少冗员——这些专业特长都是配对的：2名武器方面的行家、2名通讯方面的行家、2名卫生兵，等等。每个人都接受交叉训练，但在紧急情况下也能干其他人的工作。每个都具有伞兵和别动队员的手段。

在组建初期，能够流利说未来目标国家语言的人不多。后来每个特种部队成员都接受了高水平的强化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训练。

A级小分队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它自身并不具备很强大的火力，可是在这个人数有限的群体中却有许多不同级别和经验的人。它还具有高度灵活的安排：一分为二，就接近杰德堡小分队的形式。把两个A级小分队合起来，就组成了一个战斗分队。

A级小分队将在目标国家的某个具体地区展开野外活动。一支B级分队通常由一名少校指挥，辅助他的是2名军官和9名士官。他负责领导三个A级小分队，往往是从一个主要城镇或地区首府之类的中心位置进行管理。

一个C级分队具有数量相同的军官与士官配备，下辖三个B级分队，通常从目标国家的首都实施管理。C级分队的首长是一名中校，他的副手是一名少校。

三个C级分队组成一个大队，由一名上校指挥。大队过去有（现在也有）一个地区性的方向。组织装备表规定，特种部队的使命（的本质）是：“从空中、海上或者陆地进行渗透，深入敌人控制的领土，并留在那里组织、装备、训练、控制并指导当地潜在的武装力量进行特种作战。”特种部队作战的界定是：“组织抵抗运动，运行他们所组织的网络，指导游击战争、战地情报收集、谍报工作、破坏活动、颠覆活动、逃避和规避行动。”

所有这些人员都要有地方睡觉，有地方办公、学习和训练。他们也需要一个中心，供他们学习、讨论和开发特种作战和非常规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政策和条令、技术和战术。如果阿伦·班克和拉塞尔·福尔克曼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希望有一个专门用于这个目的的设施——特种战争中心学校。然而，自从特种部队暂时被划归特种战争分部，特种战争中心学校就将是心理战中心的附属部分。这是麦克卢尔准将为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设计的。这一中心于1952年3月得到批准。他将暂时由班克领导。他也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担任把重点放在欧洲的第一支特种部队——第10特种作战大队——的司令。

接下来就是招募人员。在初期阶段他们把目标锁定为空降兵、别动队以及《洛奇法》所规定的志愿者。

1952年6月19日，班克组建了第一支部队并担任它的司令。他后来写道：“当天上午前来报到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几个士兵、一名准尉和我。”

很快这个数量就扩大了。

到那一年的下半年，第十特种作战大队转移到德国慕尼黑南面的巴德托尔兹，但这时它已被一分为二。留下来没有走的成了新组建的第77特种作战大队。

麦克卢尔、班克和福克尔曼——和许多曾经帮助、支持过他们，给他们提供建议的人一起——真正地组建了美国特种兵部队。

然而，这在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确很小——的外围核心。直到1961年，美国特种部队才有了明确的地位。

* * *

⑴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

⑵腿袋是英国伞兵的发明，袋子里放弹药、电台、机枪支架、医疗器械、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装备。空降时，这些东西与伞兵的降落伞连在一起，绑在伞兵腿上。快着地时，伞兵松开绑在腿上的腿袋，让它先行着地。

⑴候补军官学校，美军培养预备役军官的学校，主要招收大学毕业生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优秀士兵。后备军官训练团，美三军在全国一千多所大专院校设立军官培训机构，学员接受津贴，除正常上课外，每周接受数小时军训。

⑴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的系列间谍小说中的主角，代号为007。

⑴由法国敌后各派抵抗组织统一组成的武装部队。

⑴民政事务一度被看成军事治安的辅助——战斗结束、秩序恢复之后，显得非常有用。一场战争结束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警察的保护。后来人们意识到，民政事务不仅在冲突中（在入侵巴拿马的时候，卡尔·斯廷纳就动用了民政事务资源，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甚至在冲突之前还能起到防止冲突的作用。

⑴另一个有名的菲律宾游击队战士是温德尔·费尔蒂格上校。他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与日本人英勇作战，后来成了班克和福尔克曼的参谋。20世纪50年代有一部非常好的关于费尔蒂格上校的电影，我们的朋友W·E·B·格里芬的小说《战斗在敌后》写的就是他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