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台湾黑猫中队U2飞行员驾机投奔大陆：想念大陆河山和亲人

1958年，台湾当局和美国达成协议，由美方提供侦察机和相关技术，台湾提供飞行员和基地，联合对中国大陆进行高空秘密侦察。不久，台湾方面以桃园机场为基地成立第35飞行中队，对外声称为“空军气象侦察研究组”，代号“黑猫中队”，该秘密行动由美国中情局直接管理。

当时，美国迫切希望获得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的情报。1950年代后期，中国启动研制核武器的计划，在包头、兰州、酒泉、罗布泊等地建设浓缩铀工厂和核试验基地。要想深入西北腹地刺探中国的核计划，具备全天候侦察能力的U-2高空侦察机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

U-2高空侦察机可以长时间在超过两万米的高度飞行，这是大多数常规武器和战斗机无法达到的高度。该机以驾驶难度大，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高而著称。在高空巡航时很容易失速，甚至转弯不慎也会造成飞机解体。再加上修长的机身对侧风非常敏感，类似滑翔机的飞行特点，使降落尤其具有挑战性。

根据美方要求，台湾方面派出30名优秀飞行员赴美受训，共有28名飞行员完成U-2侦察机飞行训练。1929年出生于四川遂宁的王锡爵，曾经当选过1957年台军第八届克难英雄的战斗立功英雄。他也凭借精湛的飞行技术，入选“黑猫中队”，成为一名U-2侦察机飞行员。

1960年12月，第一架由台湾飞行员驾驶的U-2侦察机偷偷潜入中国大陆领空。“黑猫中队”的主要侦察范围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各省份，尤其是甘肃双城子、新疆罗布泊的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偶尔也会侦察朝鲜和越南。由于路途遥远，每次侦察飞行几乎横穿整个中国，需要耗时8至9小时。

但U-2侦察机在中国大陆上空并非畅通无阻，解放军装备的萨姆-2防空导弹就对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从苏联引进的萨姆-2防空导弹是当时最先进的防空武器，飞行高度达到25000米，有效射程超过40公里。火控雷达可以同时引导3枚导弹攻击目标，高空杀伤半径250米，单发杀伤概率70%，三发杀伤概率95%。

一般来说，当U-2侦察机对苏联进行侦察时，只需要沿着铁路飞行就能发现目标，因为苏联的大型军事设施通常位于主要交通路线附近。但中国的战略武器基地通常位于沙漠地区，周围没有任何标志。因此，台湾飞行员不得不驾驶U-2侦察机在高空长时间盘旋，不断寻找目标，极大地增加了任务的危险性。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美方允许“黑猫中队”的U-2侦察机在东亚地区的所有美国空军基地紧急降落。

由于U-2侦察机操控难度大，再加解放军萨姆防空导弹的威胁，前期“黑猫中队”飞行员的伤亡率超过50%，王锡爵则是其中少数成功完成10次任务而安全返回的精英飞行员之一。

“黑猫中队”在大陆的侦察行动中就损失了6架U-2侦察机，其中5架被解放军发射的萨姆-2防空导弹击落，1架由于事故坠海，造成4名飞行员死亡，2名被俘。在训练中又损失10架，造成6名飞行员丧生。

从1961年到1974年，“黑猫中队”的28位飞行员累计共完成220次高空侦察任务，其中数十次深入大陆。王锡爵也数次驾驶U-2侦察机到甘肃兰州上空执行任务。有一次还遭遇解放军发射的3枚萨姆-2防空导弹拦截，不过他幸运地逃过一劫。

作为台军精英飞行员，王锡爵在侦察行动中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军事情报，贡献颇大，深受台湾当局器重。他顺利完成的侦察任务包括发现解放军在芜湖机场部署了最新的9架米格-21战斗机，停泊在旅大造船厂外的一艘疑似苏联G级导弹潜艇，以及对兰州气体扩散工厂的夜间红外侦察照相。

王锡爵在1965年5月27日执行侦察任务时，他驾驶的U-2侦察机在广州上空拍下了白云机场的清晰照片。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王锡爵这个名字会在数十年后与这座机场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渐改善，“黑猫中队”也不再进入大陆领空侦察，改为在国际海域上空飞行。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同时也考虑到侦察卫星可以提供质量更好的照片，美方宣布停止在中国附近和境外的所有侦察任务。两年后，美方技术人员撤离台湾，“黑猫中队”也从此正式解散。

从空军退役后，王锡爵进入台湾华航任职，先后担任过波音707、727和747机长，过着平静的生活。

从日本投降到1950年，中国大陆各地约120万军民随国民党迁入台湾，大部分来自长江以南的沿海和内陆各省。尽管偏居东南一隅，但蒋介石始终对反攻大陆不死心，仍然积极整军备战。因此，台湾当局规定军人结婚必须先申请并经过上级同意，造成许多外省老兵终身没有结婚。

蒋经国上台后，对大陆一直实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到了1980年代，这些无依无靠的大陆退伍老兵纷纷进入暮年，思乡思亲情绪越发强烈，但是又无法返回大陆探亲。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不断向台湾当局喊出口号“想回家，怎么办？”、“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积极推动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主要是大陆老兵可以自由返回中国大陆探亲。

作为外省来台老兵的一员，王锡爵自然也非常想念家乡父老。但是，两岸政治坚冰尚未融化，要怎么样才能回到大陆呢？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一架334货运航班满载水果、鲜鱼和轮胎等货物，从新加坡起飞前往香港。机组人员为机长王锡爵、副机长董光兴、空中机械师邱明志。王锡爵预感到盼望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了，他决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天下午2点40分左右，飞机进入香港东南空域后，王锡爵想方设法，找个借口支开邱明志，再以劫机演习的名义拷住董光兴，向两人表明飞往广州的意图。由于王锡爵是资深机长，两人无奈只得服从。

此时，香港航管发现飞机并没有降低到规定高度，立即呼叫：“334航班到底要到哪里降落？请回答！”但王锡爵并不理睬香港航管的呼叫，而是继续往北飞去。1小时后，334货运航班顺利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王锡爵公开表明自己投奔大陆的动机是“很想念大陆的河山和亲人，回到大陆是自己多年的夙愿”。

3天后，阔别大陆30余年的王锡爵抵达北京，与大陆的父兄等亲人见面，受到了大陆方面的热烈欢迎。王锡爵成为1949年后两岸“直航第一人”，事后他继续担任中国民航波音747机长，直到停飞退休。

王锡爵驾机投奔大陆后，最尴尬的就是台湾中华航空了。中华航空公司性质非常特殊，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航空公司，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官办企业，员工也大多数来自空军退役官兵。台湾当局立刻将总经理刘德敏等一班高级管理人员撤职查办，只有担任过台军“空军总司令”的董事长乌钺，因为曾经驾驶飞机受到宋美龄的赏识，成为唯一保住乌纱帽的华航大员。

当时，由于蒋经国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台湾方面拒绝直接谈判，并希望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协调334航班人机交还事宜，而大陆方面认为该事件无需“第三方”介入，双方一度陷入僵局。

一周后，台湾方面表示妥协，蒋经国派出数名代表赴香港与大陆代表谈判归还飞机和遣返机组人员事宜，这也是自1949年以来双方官员首次接触。

经过4天的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一致，中国民航不收取334航班的加油费、人员食宿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中华航空也不要求大陆赔偿损失的生鲜货物。大陆方面归还其余两名机组人员、飞机和货物，双方在香港启德机场进行交接。

334航班事件也成为两岸关系解冻恢复的催化剂。由于不断受到退伍老兵日益增加的要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压力，再加上王锡爵投奔大陆事件的影响。一年后的1987年底，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开民众到大陆探亲，《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至此，蒋经国的“三不政策”终于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