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均贫富时代

标准化的平台，可替换的骑手。

文丨《财经》记者 马可欣

编辑丨姚胤米 黄俊杰

三年前，外卖骑手在武汉运送食物，也运送希望。三年后，全国的骑手都担起此般重任。他们也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骑手群里，流传着单天收入上千元的业绩截图。

不过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激励，新冠病毒感染高峰终将过去。在较早爆发感染的北京，骑手们已经注意到补贴逐渐减少。他们又将面对一个日渐严重的问题：愿意送餐的人太多，每一单的收入在变少。

骑手向来辛苦，但曾经，他们可以凭经验和技巧带来高过许多城市白领的收入。三年时间，经济环境和平台机制的变化，进一步改变了这个职业的生存状态。

11 月凌晨，成都市中心，美团骑手陈明（化名）右手扶电动车，左手向下滑动手机屏幕。风迎面扯过，手已经麻了，但刷新的动作不停。——足足十分钟了，还是没单。他把手机贴回支架，蹬上电动车，揣着发动机就往别处跑。

外卖订单里藏着人们生活的节律，牵引着电动车行驶的方向。凌晨 12 点到 2 点，饭、面、粉档口是他集中出没的地方；2 点之后，充满罪恶感的烧烤、炸鸡，以及成人用品和超市订单居多；4 点一过，酒吧、网吧的人玩累了，需要清淡的食物，陈明又停在粥、豆浆、包子档口附近。

他送外卖不开导航，凭借六年经验和大脑算力勾画最佳路线。在每小时 60 公里的电动车上，他要同时完成送单、实时刷单、秒速抢单、应对系统的自动派单、联系附近骑手、转出不想送的订单这么多任务，“精力必须高度集中”，早上 6 点，陈明从系统中下线，精神陡然松弛，立马感觉自己 “风一吹就倒”。

图：成都市成华区 339 电视塔 / 陈明摄

陈明是一个挑剔订单的外卖配送员，挑剔的不是价格——他经常自己加钱把 “不好的单” 丢出去——他在乎的是一个区域单多不多，好不好送。他只跑熟悉的路，即将送达时联系下单人，“打个电话就能搞定”，三秒交接完，进入下一单。需要爬楼梯的、路不顺的绝对不要。如果系统把他派到了 “舒适圈” 之外，他总能通过抢单把定位拉回来：“我要回春熙路，神佛都拦不住。”

他的手机屏幕始终明亮，页面在美团众包系统和微信群聊之间不停切换，是那一片知名的抢单王。“我抢单就像你打字不看键盘只看屏幕。” 就像鲨鱼会在海里劈出一条宽阔无碍的道路，骑手们都会自动避免跟陈明跑同一个方向，那一片区没哪个骑手能比他赚得多。

陈明是一个习惯用自己去适应社会规则变化的人，并坚定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跑外卖都是个拼脑力的技术活。即便是在 2022 年，全国的外卖骑手都经历收入锐减的状况下，他还是能找到办法维持住收入水平。

有人抱怨单价越来越低，他噼里啪啦发出几条语音：“埋起脑壳跑嘛，你随便他啷个弄”“你要么跑，要么不跑，就只有这两种选择”“我不相信你搬起石头砸天，把单价搞上去”。

陈明留着两边剃光、中间蓄长的奇特发型，“吊儿郎当” 的气质酷似说唱歌手。起初，他自信、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是让我担心他在 “吹牛皮”。当他告诉我他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时，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让他在骑手间建立地位的是 6 年多的跑单经验，而不是毕业于 “211 大学”。陈明经营一个抖音账号，分享跑单经验，有 2 万多粉丝，很多也是骑手。

2020 年前，一个通宵稍稍努力就能赚 400、500 元；过去一年，系统沉默是常态。没单时，很多骑手把车停到路边，双腿架在车把手上，头靠着外卖箱，躺着刷短视频、玩游戏。

陈明不敢放松，他从凌晨工作到下午，共 10 小时，睡眠分成两段，上午睡 3 个小时，下午睡 4 个小时。午高峰单量多，凌晨单价高，商家出餐快，路上不堵车，送两单相当于白天跑三单。但他明显觉得，现在每天完成工作比之前几年更累了。

10 月中旬，同事转发给我一个 B 站视频：《外卖行业迎来寒冬，骑手比单多，外卖小哥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可真是危言耸听。” 正在点外卖的我暗自感叹。

两周前，我刚报道了美团外卖日订单量突破 6000 万。过去 5 年，它的日订单峰值每年增长 1000 万。今年第三季度，美团外卖每天平均产生 5462 万笔订单，较去年增长 16.1%。

当我开始留心观察，一些变化无法忽视：每天下午，从办公室的窗口向外俯视，广场上 “黄色的小点” 总是一动不动；一个个骑手在北京繁华的商业区无所事事；星巴克门前有几个骑手，罕见地凑在一起闲聊；年轻人较多的商业街人行道上，一过下午一点，满是躺在电动车上等单的骑手。

过去一个月，我和骑手的互动从取餐的一瞬延长至几小时、几天。采访从未如此容易，满大街都是我的采访对象。采访也从未如此艰难，他们一边用半个脑子抢单，一边用另外半个脑子应对我的提问，他们在骑车时同我视频，在凌晨发来语音，我竖起耳朵，试图在风的呼啸中捕捉他们的声音。

每个骑手都可以说出自己一公里、一个小时、一个订单值多少钱，那个价格过去一年一降再降，它那么赤裸，标注着这份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一位深圳骑手对着 2.7 元的订单惊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上海郊区的美团众包骑手徐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和系统的共振：每当他觉察到系统派单又变少了，美团就会冒出一个新的跑单模式。

徐俊今年 40 岁，在松江大学城送外卖七年。他要求自己每天跑够 400 元，过去一年，完成目标的时间从 12 小时被拉长到 14、15 小时，跑单范围从方圆 3 公里扩大到 5 公里，再到 10 公里。

骑手可选的跑单模式在变得复杂，苗头出现在 2019 年。这年年中，美团面向众包骑手上线了 “忠诚计划”，给加入计划的骑手派送订单的频次更高、更稳定，单价也高出 1-2 元。骑手则必须接受美团对出勤、在线时长、单量和工作质量的考核。骑手不能像以往那样想拒单就拒单，除非自己加钱把订单转给别人（这也是有次数限制的）。以周为单位，骑手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这个跑单活动。

这是一次系统层面的调节，通过改变派单和骑手管理规则，来确保不好跑的担子也能被及时消化。几个月后，忠诚计划换了一个含蓄的名字：“乐跑”。

时至今日，如果罗列出所有美团众包骑手的类别，你会发现，这个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乐跑，畅跑，同城核心……近期，美团还在深圳上线了 “团跑”，在济南和成都上线了 “乐跑远计划”。

每推出一种新的计划，明面上的奖励就会吸引不少骑手涌入，冲击着原本收入比较高的老骑手。深圳众包骑手江涛（化名）观察到，在美团 “冲单量” 活动的激励下，一些骑手 “见单就秒，再低也要”。

跑 “乐跑” 模式的陈明感觉到自己的订单正被 “畅跑” 骑手瓜分。“畅跑”2021 年上线，派单近且集中，送往学校的订单、“拼好饭” 订单（美团面向在同一商家下单、地址相近的用户推出的外卖团购）都会优先分给 “畅跑” 骑手。相同的时间，畅跑骑手完成的订单是陈明的 2-3 倍。

如果没有活动激励，畅跑全国单价都在 3 元左右，偏远地区甚至更低。陈明认为，有的骑手只看单量，会被这个数字迷惑。“这就是只见过贼吃肉，没见过贼挨打。” 他说。

在几乎尝试过所有模式后，骑手徐俊最终得出结论：相同的工作时间，无论哪种模式，收入都差不多。

徐俊的判断很准。一位美团人士告诉我，平台在设计规则的时候，“不希望骑手挑活，不希望贫富差距特别大。”

2019 年，他们发现很多骑手想有个稳定的收入，把送外卖当全职工作，又不愿意每天去站点开会，接受站长管理。于是就有了 “乐跑”，骑手不加入站点，只需要每周跟一个资深骑手（叫 “骑士长”）开一次会，他能接到更多订单，但不能再挑单。

每种模式都会偏向一类订单，但也会增加一些约束。这也解决了平台的效率问题，如果让骑手挑活，有经验的骑手就能挑走好的，只剩下 “垃圾单”——通常用来形容那些电动车无法进入，需要步行派送的大型小区。还有写字楼、医院——这些楼宇人流量大，坐个电梯一上一下 20 几分钟就没了。

以前，“垃圾单” 们长时间地挂在平台上，除了新骑手，没人会接。美团的智能调价系统每 10 分钟往上加两块钱。顾客等得久、美团成本也高。新的模式下，骑手必须肥的、瘦的一起接。

新骑手的机会多了一点，但老骑手想要取得曾经的高收入，只能熬更长时间。“工作 14 小时的人一抓一大把”“还有一天能工作 20 小时的”。这样的骑手，“就算路边走过来一个绝世美女也不看一眼”，车速基本在每小时 60 公里以上。许多骑手背着债务，和那些要养一家人的骑手一样，是最努力的。

2021 年全年，共有 527 万名外卖骑手在美团接过单，其中超过 60% 是众包骑手，他们中的佼佼者维持着外卖骑手月入数万元的神话。在三四年前，这些人月入两万不在话下，现在他们需要更快的车速，不拒单不超时不被投诉，把数据养得够漂亮。

今年 8 月，美团开始限制部分地区 “乐跑” 骑手工作时长不得超过 12 小时，避免过劳问题。这对很多急着赚钱的骑手来说是更值得忧虑的事。

俯视这张全球规模最大的即时配送网络，一个城市通过两条线连接美团总部。一条是快送，美团通过外包公司管理众包骑手；另一条是专送，数个加盟商管理着数个站点，每个站点通常覆盖周围 3-5 公里的区域，管理着若干专送骑手。

在 2017 年 4 月之前，北、上、广、深、杭 5 个直营城市的站点由美团直接管理。站长和美团签定劳动合同，骑手享有无责任底薪和社保。此后，美团将直营城市站点转为加盟模式，劳务关系变成加盟商、站点操心的事。

专送加盟化后，骑手跑一单赚一单的钱。有奖励：每月跑到 1000 单，奖 300 元；整月没有差评，奖 100 元；也有处罚：不参加早会，每次扣 50 元；收到差评，每次扣 20 元，等等。

在今年这场 “降薪潮” 中，专送骑手未能幸免。除了午高峰，他们大部分时间也在等单。

骑手们收入降低，原因在于骑手数量变多，订单数量并没有同等比例增加。一位骑手观察到，跑腿的下单页面在两三年前午高峰时段，每个商圈 2 公里内不超过 100 名骑手，如今已接近 200 名，密密麻麻的黄色卡通小人快要溢出他的手机屏幕。

过去 5 年多，深圳专送骑手葛乾坤的站点只有 100 人左右，是方圆 5 公里内唯一一个站点。今天，同一个区域已经有了 6 个站点，共 500 多个骑手。

加盟商的日子也不好过。早期外卖平台砸钱补贴，“最早的一批加盟商是躺着赚钱。” 上海某加盟商前站长耿毅（化名）说。只要能够搭好团队，剩下的不是问题。今非昔比。过去几年，美团给加盟商结算佣金时，每笔订单的平均价格逐年下降。逐渐回归到一个理性和稳定的价格，一位美团人士说。

过去 5 年，美团华东地区给加盟商的佣金下降了 30%。以杭州为例，2017、2018 年，美团平均每单支付给加盟商 10-11 元，如今下降到了 7 元左右。

“加盟商没有沟通的余地”，美团前员工郑鹏（化名）说，就像骑手的工作一样，“你不做，自然有别人来做。”

加盟商想要维持或扩大利润，得想尽办法完成平台制定的指标，数据越好，规模越大，他们能获得的等级就越高，就有机会拿到最高奖励。

美团按照单位时间完成的单量奖励加盟商，如果一个加盟商一个月能消化 300 万单，即便每单只多奖 0.1 元，整体金额也能达到 30 万元。成为区域内第一名加盟商能拿到的奖励丰厚，月收入可能比第二名多几十、上百万元。

在骑手葛乾坤看来，“想拿到美团的奖金，做其他的都不好使，只有多招人。” 站点体量、整体超时率……拿到奖励之前碰到的所有困难都可以通过招人解决。

美团也鼓励站点吸纳更多骑手。去年，美团推行一项叫做 “新动力” 的计划，其考核核心就是加盟商的骑手人数。人越多，奖励越多。全国各地的美团站点都打出了高额引荐奖励。杭州的第三方劳务公司给站点输送一个骑手能赚 2000 - 3000 元（骑手需要留用 3 个月），而在 2019 年，这个数字只有 500 元，2020 年是 1000 多元。在深圳，2021 年春节前，打出 6000-8000 元招募一名骑手的站点也是有的。

对于每跑一单得到的薪水降低，老骑手们的心理落差很大，他们觉得自己多年的跑单经验对于平台来说也没有太大价值。“做两个月就都懂了。” 葛乾坤说。

老骑手积累的一些挑单、转单经验，被平台陆续做成了软件功能——美团的平台现在积累了更多的小区数据，能大致判断哪些单容易送、哪些难送，搭配着派给骑手。如果系统发现骑手接的单太多，大概率要超时，就会发推送提醒骑手提前转走订单。

一位骑手还注意到，自己抄近道的能力也在被平台吸收——每次骑手找到一条能够正常行驶的捷径，只要跑的人多了，平台就会把送单距离改成这条路。

系统越完善，新骑手入门就越容易。这也意味着个人经验对收入的影响减少，骑手工作变得更标准化。所有平台都向往着更标准化——倘若每一个骑手都可以随时被另一个人替代，这个系统整体的效率也自然会更高。

加盟商用美团管理它们的办法管理站点，密密麻麻的指标落到站长和站长助理头上。

站长大多曾是经验丰富的骑手，工资比跑单时更高。骑手们心知肚明 “站长是靠我们赚钱。” 这不仅仅是因为站点每天上千个订单都由骑手一一完成，还因为骑手的表现与站长的收入息息相关。一个人超时一单，或者有了一个差评，站长、站长助理的月工资就要少几百块。

微妙的关系中，站长并非简单地扮演着管理者。他们还是骑手的人肉导航、紧急联系人、师傅，有时甚至还得扮演一个善解人意的婚姻咨询师。

人格魅力在站长的工作中至关重要，骑手来源复杂，面对不同的人，交流话术、沟通状态完全不同。有时骑手闹脾气，不跑单，站长会像哄小孩一样去哄他们，另一些时候，他们必须适当利用自己的愤怒。

今年 11 月，在北京一个有 90 多位骑手的站点，我见到了站长和他的助理宋昆（化名）。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1 点，他们给骑手调单、对顾客道歉、跟商家协调出餐、向美团客服解释、处理了两起交通事故、自己掏钱发红包给两个订单超时的顾客，并对着电话向等了很长时间也没等到餐的骑手吼道：“吉野家你进去就拿，拿了就走，把小票撕了。顾客问，你就说商家给的就是这个。”……

上个月，站里来了一个 50 多岁的新手。他每送一单，宋昆就要和他微信视频连线。骑手的镜头摇摇晃晃，传回的画面 2/3 是路。宋昆一边监测着美团配送的后台系统 “烽火台”，一边用余光扫扫手机频幕：“直走，左转，顺着这小胡同往里蹿。” 他嘴里嚼着豆干，吃完了桌上两袋零食，午饭时间，他撕开一袋方便面，干吃面饼。

宋昆不能拒绝任何一个应聘者，因为加盟商的行政部门会对他考核。碰到一看就坚持不下去并且反倒可能带来麻烦的人，他会一边说 “我不是不让你来”，一边罗列骑手越来越难干的确凿证据，期待着对方知难而退，不要拖累整个团队的效率。

坐办公室的人想尽办法帮助骑电动车的人跑出漂亮的数据。

任何管理都涉及奖惩，但宋昆不会用罚款解决问题。部分是因为骑手和站长之间相互约束，部分可能出于他的同理心，他曾经在同一个商圈跑了 4 年外卖。站点的桌上有几张 A4 纸，密密麻麻地写满了 “预约单只能在前后 7 分钟内点送达”。宋昆说：“你总不能罚人家钱吧，人赚钱也不容易。”

骑手罚抄 “预约单只能提前 7 分钟点送达”

并不是所有的站点都如此善解人意。不好的站点会带无尽的麻烦，恶意罚款、欠薪，甚至离职时不给骑手注销账号，骑手之后连众包都跑不了。

美团设有专门的骑手服务团队追踪骑手的工作体验，骑手有问题可以拨打客服电话，他们追踪电话数量判断骑手满意度。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蒋鸿光所在的站点要求骑手必须按照站长、城市经理、加盟商负责人、美团渠道经理的顺序一级一级反馈问题，越级投诉会被处罚 500 元，直接打客服则会被站点拉黑。

“我要去送外卖了。”2019 年开始，每逢大学生毕业、互联网大厂裁员、币圈爆雷，社交平台上就不乏这样的声音。

这句玩笑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人们意识到，大街上那些穿着黄、蓝衣服的人赚得还不错。二是这个工作门槛极低，一辆电动车足矣（没钱买可以租）。逐渐的，这句话越来越不像是笑话，去年光美团平台接过单的骑手就比疫情前一年多 130 万人。多个接受采访的骑手说，自己所在的站点今年有了不少新人刚刚大学毕业，女性骑手在各个城市也在变得更多。

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我采访的十多位骑手，除了一位在山东淄博以外，其他人都在一二线城市，月收入超过去年本科应届生的平均数（5833 元）。在一线城市的几位骑手，旺季基本月收入过万元，但他们都每天接单超过 10 小时，非常辛苦。

骑手们超过一般蓝领的工作强度在过去几年备受关注。2020 年，《人物》杂志发表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骑手的困境再度被放到聚光灯下。次年，市场监管总局、人社部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最核心一条，在于要求外卖平台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等考核要素，不得将 “最严算法” 作为考核要求。不久，美团喊出 “让外卖配送算法更透明” 的口号。

舆论的关注让更多人对骑手展露善意。很多骑手开始接受自己的职业身份，不再认为做一名外卖员抬不起头。

一位 2019 年入行的骑手刚开始不敢告诉家人，他觉得跑外卖太 “低下”，母亲直到半年后在抖音上刷到他的视频才知道这事。如今，骑手生涯让他领悟到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能挣到钱才是最好的”。

葛乾坤却不喜欢被 “过度关注”，即使这些目光出于善意。一个暴雨天，他钻进雨衣送餐，电梯里，雨水滴答滴答往下掉。身边的人感叹：“好辛苦！一单多少钱？”“七块多。”“哎呀，这么少啊！真的好累。” 他觉得奇怪：四五十岁的环卫工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扫大街、倒垃圾，一个月两三千块钱，不照样干得好好的吗？在他看来，顾客只要正常地对待骑手就好，“不要乱打差评，不要点了外卖不接电话，就谢天谢地了。”

在政府、公众的监督下，骑手们的确拥有了一个更好的系统。地图定位更精准了，“预估到达时间” 变为 “预估到达时间段”。异常天气，系统也会给骑手更多时间。2022 年，美团对骑手超时、收到差评等情况的处理从扣款改为扣分，骑手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弥补扣掉的分数，不会差一秒就扣钱。扣分制度还没有在全国推广开，目前覆盖至全国 80 余个城市。

骑手仍然很急。葛乾坤觉得闯红灯、逆行，一半以上的原因要归咎于 “骑手的本能”。“就算美团只考虑骑手安全，每一单都给一个小时配送，你会慢下来吗？” 他说，“当然不会，我们肯定要用有限的时间去冲无限的单。”

说到底还是收入。更早当骑手的徐俊回忆起 2015-2016 年，骑手很少违反交通规则。那时单价高，午高峰时一个四公里的订单能赚 15 元。接单上限也低，等级最高的骑手一次最多只能带 5 单，上海排名前十的众包骑手一天也就跑七八十单。现在，排行榜上前十位没人一天低于 150 单，有人甚至可以超过 200 单。一个骑手能挂着 11 单在路上飞驰，当两个或多个订单同时派给骑手，4 公里的单平均只有 5.7-6.2 元。

葛乾坤说，美团会通过各种渠道倡导骑手慢一点、稳一点、安全一点，但 “你让我慢一点，那我少跑一单，这 8 块钱谁补给我？”

“我的车速已经赶不上派单的速度了，” 陈明气喘吁吁，“好 high 哦，这个系统太陌生了。”

采访进行几周之后，放松疫情管控的 “新十条” 颁布，骑手们跟着整个中国冲进另一种状态。

12 月 19 日，陈明用 11 个小时 23 分钟，送了 138 单，赚了 1000 多元。这意味着相同的工作时间，收入较平时翻倍。高单价让人无视身体的不适，骑手群里有人 “全身酸痛”“跑呕吐了”“想抽支烟都抽不进去”。但没人舍得下线。“2 公里的单 11 块多，（收入）一不小心就上千了， 我还没跑过瘾。” 陈明说。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四五天。

上海骑手徐俊说，从上周四（12 月 15 日）到这周五（12 月 23 日），美团众包骑手不管跑哪种模式，每天赚 1000 多的一抓一大把。

超过一半的骑手因为感染无法工作，为上线的骑手带来带来更高的单价、更多的单量。生病的看着社交平台上别人的收入截图干着急，还能跑单的把口罩升级为 N95，打包快餐在路边吃、不堂食，想着 “能挺一天是一天”。

徐俊展示了两位朋友的跑单截图。其中一位一天完成了 45 单，累计收入 1023.8 元——他送 4-5 公里的订单，平均单价在 20 元以上，是平时的两倍。另一位送 3 公里以内的近单，单价也较平时翻倍，达到 8-9 元，每天收入能在 1200 元以上。他跑 “同城核心” 的朋友，一天送 60-80 单，算上雨天补贴，每天能赚 2000 多元。

徐俊很是羡慕。一个月前，他从美团骑手转型成为饿了么骑手，原因是美团给普通众包骑手派单太少，每天 90% 的单子靠抢，“太累了”。但在特殊时期，美团在上海的策略更有利于骑手。

疫情下骑手不足，饿了么采取了缩圈策略，即缩小骑手的配送范围来确保近单配送。很多时候，距离商家 4-5 公里外的顾客点不了餐，骑手订单变少。美团没有限制顾客点餐，而是把 4 公里以上的订单切换为全城送模式，这意味着顾客需要支付更多的配送费。补贴上，美团也更舍得花钱，天气补贴一单能达到 6-8 元，而饿了么只有 1-2 元。

据美团提供的信息，这一周他们补贴上海地区配送费 800 万元，吸引了约 5000 名新骑手加入。同期，北京各区发文倡议居民去当骑手送外卖。一周之内，美团北京地区也增加了 5000 名新注册骑手。

虽然徐俊这一周的日收入也从平时的 400 多元上涨到 700 多元，但跟美团众包骑手相比，他还是觉得自己 “亏死了”。比徐俊更 “眼红” 的是美团的专送骑手。他们的单价没有变化，也没有额外奖励。最大的不同是接单的上限变高了，超时免责，他们一人手里拿着几十单，慢慢送。

这样的状态不会持续。12 月 20 日，系统又变回了陈明熟悉的系统，单量和单价降下来了。他知道，第一批感染的骑手已经重新上岗。四天后，上海也逐步回归正常，但每单仍较管控放开以前高 1-2 元。

疫情在各地爆发的时间不同，总的来说，每个城市大约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能让骑手体验到高薪短暂回归的快感。“前几天你能看到钱，” 一位骑手说，“现在激情已经褪去了。”

一名外卖骑手能赚多少钱取决于平台的策略，但中国并不只有一家平台，平台也不能限制骑手 “跳槽”。最终，决定骑手收入的还是两个更大的因素：有多少人点外卖，有多少人送外卖。

抛开疫情等特殊时期，只有愿意花钱帮自己省事的人，才会常点外卖。中金和北师大的研究员们计算过，中国到 2019 年只有 7000 万人符合这个条件——包括不工作的人，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 5000 元。这个数据没再更新，但后来西南财大曾做了另一个调研，发现 2020-2021 年，中低收入家庭（全家年收入小于 10 万）的年收入在减少。

这意味着有经济实力消费的人并没有显著增加。但抢这批订单的骑手数量光在疫情的前两年就多了 30%，今年增加得更多。按照央视 2021 年引用的一份统计数据，中国有 2 亿人灵活就业。

和许多人一样，骑手们也怀念 2020 年以前。

2016 年，葛乾坤 19 岁，在深圳地铁口卖水果。凌晨 1 点收摊后，再和同行组队去东莞 “拼货”。他一天最多卖出过 800 斤香蕉，赚了 500 多元。16 岁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河南省驻马店市。村里务工的哥哥姐姐都去深圳，爸爸告诉他 “北京的官比较大，广东的钱比较多”。

这年 4 月，深圳的回南天特别厉害，好不容易遇上晴天，葛乾坤刚拉完货去卖，三轮车就被城管收了。当城管收走他的第二辆车，他决定去送外卖过渡一下，跑外卖第二个月，他赚了 1100 多元。后来，天气好了，管控松了，但对葛乾坤来说，那时，“卖水果不香了”。同年 6 月，陈明开始在下班后骑着共享单车送外卖，两三单就能赚 50 块钱。

随着时间推移，外卖员之间的收入水平在逐年拉平，渐渐地，大多数跑外卖的收入和其他同等辛劳的蓝领工作差不多。

2018 年，时任美团直营配送负责人王宇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猜测：随着补贴大战结束，未来外卖配送的单价肯定比快递高不了太多，我们一定会把单价 “打下来”。他同时抛出一个问题：骑手的收入不能大规模降低，否则等于自掘坟墓，那应该怎么做？

在场的一位美团人士对会议上提出的两种策略印象深刻。一个增加骑手的配送品类，让他们送更多类型的订单，二是融合即时配送和传统物流，更充分地利用骑手的闲散时间。同年，王宇从美团离职，但会议上的设想被逐步实现。今天骑手们配送的餐食从以往主要送午餐、晚餐，变成覆盖全天——早餐、下午茶、夜宵。配送的也不止是食物，手机、药品、鲜花、米面粮油什么都送。

有人认为，从 2019 年到现在，外卖骑手的收入是价格在不断回归价值。骑手徐俊对于这种说法挺愤怒，他反问，如果要说价格回归价值，那骑手的待遇是否回归了呢？所谓骑手的高收入，其实是骑手更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得来的。

徐俊打算再跑一年把债还清就不干了，陈明也不想继续 “焊” 在美团上，“（收入）一年比一年低，但也没办法。”

作为前骑手、现任站长助理，宋昆很反感骑手们抱怨工资：“他们可以不干。没有美团，几百万骑手去干什么呢？进工厂每个月挣那 4000 块吗？”

一位美团人士认为在受疫情冲击最强的这一年，外卖平台为几百万人提供了一份稳定收入，“让平凡的人有公平的机会获得回报”。这是不少美团员工的想法。

对于平台来说，外卖业务早期是巨额亏损，但今天如此大的规模，美团、阿里都是亏不起的，所以无论商户、骑手还是加盟商，都不可能像早期那样靠平台赔钱补贴，三方最终会回归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平台微利、商户得到补贴、骑手收入下降但之间的差异也变小了。

骑手收入一直是美团集团支出的重要部分。2021 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团在财报里明确披露了外卖配送的收入和成本，每一季度，美团分给骑手的钱都超过自己收取的配送费，主要靠商家广告和服务费补贴配送的亏损，实现盈利。

从跑外卖的第一天起，葛乾坤就没有停止过寻找新机会，他对比过送快递，卖房子，做保安，后来发现，能力范围之内能够找到的工作，“还是外卖香一点”。

葛乾坤忧虑骑手的工作一眼就能看到头。2019 年，他开始做自媒体，每天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研究怎么拍视频，送外卖的月收入从一万多降到五千。从 6 月 5 号发出第一条视频，到 9 月 9 号的第 99 条视频，他积累了 9999 个粉丝，没有一天断更。第二年，他开始能接到美团的广告，有时赚几千，有时赚几万。他有自己的原则：只拍真实存在的东西，比如美团的智能头盔和新的活动，拒绝煽情。

葛乾坤去过美团望京总部恒电大厦 3 次，做直播、拍视频。和美团员工闲聊时，他得知这个公司叫 “开水团”。但他没有兴趣了解更多，他强调自己是去干活的：“他们做他们白领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我们是两个公司的人。”

现在，葛乾坤每天跑足站点要求的最低单量就收工。他的收入已经翻了好几倍，靠外卖赚的已是微乎其微，1/3 来自自媒体广告，1/3 来自卖电动车给骑手，1/3 来自房租——今年，他花积蓄承包了 20 几套房间，做起了二房东。钱都是他在 “黄金时代” 攒下来的。

这样的经历难以复制，尤其是在今天。

文中除徐俊、葛乾坤、王宇外，人物姓名均为化名